四谈民主：寻找“敬畏”感觉，重建“共同思想”

四谈民主：

*

寻找“敬畏”感觉，重建“共同思想”

*

王炼利

*

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社会，就根本无法存在，因为没有共同的思想，就不会有共同的行动，这时虽然有人存在，但构不成社会。因此，为了使社会成立，尤其是为了使社会欣欣向荣，就必须用某种主要的思想把全体公民的精神经常集中起来，并保持其整体性。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

汉民族的 “共同思想”于1966年崩溃

*

曾经“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多年的当代中国人，对于托克维尔也会说“没有共同的思想，就不会有共同的行动”、“为了使社会成立，尤其是为了使社会欣欣向荣，就必须用某种主要的思想把全体公民的精神经常集中起来，并保持其整体性”，也许会感到不可理解。然而，这是事实，无论何种社会形态，无论谁执政，都需要国民有“共同的思想”、“共同的信仰”。

“共同的思想”、“共同的信仰”，简单而言，就是指大多数人信奉什么，敬畏什么。

西方社会的“共同思想”是归结到“相信上帝”的教，因为西方社会大部分人信仰上帝。就美国而言，新教的信奉者在发表《独立宣言》的1776年时，占公民人数的80％，1995年，新教的信奉者降到占50％，但是，信上帝的，还是占到76％。（取自美国及加拿大1997年教会年鉴统计数，新教、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都属于“信仰上帝”的教）。无疑，大多数美国人的行为道德被“信仰上帝”的教所规范，所约束。他们敬畏上帝，时时要向上帝作心灵的忏悔。“美国人以他们的行动证明：他们认为必须依靠宗教，才能使民主制度具有德化的性质。”“宗教本身在美国主要是一种共同的见解，而不是作为一种神启的教条发生统治作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一种能让民主制度具有“德化性质”的共同的见解，一种让大多数人能 “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的共同的见解，无疑是种“向善”的共同见解，是全社会服膺的道德标杆。

中国的社会制度一直不属于“民主制度”之列，但是，汉民族社会在1966年以前，民间一直存在着“具有德化性质”的共同思想 ——“凭良心”。与基督教在美国属于“共同见解”一样，“凭良心”属于汉民族的“共同见解”。（汉民族目前占中国总人口90％以上，1964年占94.2％）。

“凭良心”，是民间信奉的意识形态，是国民行为的自我管束，是潜意识中的“自律”，也是底层社会交往中长期遵行的规则——这是“善”的规则。不管朝代怎样更替，民间的伦理道德标准始终是“凭良心”。一个宗教意识并不自觉的民族，就是靠“凭良心”，努力向“善”排“恶”，行进在文明社会的轨道上。

民间的“凭良心”，出于对冥冥之中“不可知”的敬畏。在潜意识中，“善”是源于对“报应”的惧怕。对莫名“报应”的恐惧，在潜意识中强烈制约了人们的恶行，“恶”在最大程度上被遏制，“善”就越来越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烧香拜佛、放生、敬老惜贫被视为“善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的孩提时代，石库门弄堂的“大人们”提篮买菜时看到路上有砖或者瓜皮，会弯下腰，把砖或瓜皮拾起来，丢进垃圾箱。他们告诉孩子，不把砖拿掉，来个老年人要硌脚的；不把瓜皮丢掉，后面的人不小心要滑倒的；他们在下班回家路上捡到了钱包，会在马路边等着失主前来，不在意耽搁了吃晚饭。至于邻里之间的相帮，公共汽车上的让座，那比比皆是，数不胜数，就像拍摄于1959年的电影《今天我休息》里马天民做的好事，平凡而不张扬。这些“善行”是出自内心的自觉，不是伪善，更没有任何的“表现”“表演”意图——学雷锋是1963年3月才开始的，自那以后，做好事的“表演”成分才多了起来。

但是，1966年以后，中国人彻底抛弃了 “凭良心”。敢抛弃“凭良心”，是根本不再相信有“因果报应”，无论施恶的还是受恶的，都不相信。不相信因果报应，对未知世界的“敬畏”就纯属多余。但“敬畏”没有被抛弃，人们将“敬畏”目标移向真实世界，人人敬畏伟大领袖，谁不敬畏领袖必遭杀身之祸。

中国人彻底抛弃了 “凭良心”，全中国再不需要道德共识，“毛泽东思想”既然彻底破了旧道德，“凭良心”这种集中体现了底层社会道德的“共同思想”“共同见解”也就此告别了中国大陆——“毛泽东思想”只是一个人的思想，与“共同思想”无关。

从1966年到1976年，中国人只有顾准等极少几个人在“思想”，极少几个人有“思想”。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一部分有条件“自己思想”的中国人，开始了“自己思想”，那也只局限于“上层建筑”中的少部分人——大学师生、思想理论部门和党政研究部门的从业者。而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缺乏用“自己的思想来思想”的基本条件——大张旗鼓搞“五讲四美”运动，既是挽救道德，也是要挽救一个民族的思想能力。

九十年代至今，中国进入了“发财时代”。靠爹妈发财，靠地位发财，靠官职发财，靠关系发财，靠手中掌控的资源发财，唯独不靠“凭良心发财”。

“发财时代”不需要“共同思想”。连“吃思想饭”的都下海去发财了。发财不靠思想。

“发财时代”的中国市场完全有别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供应”和“销售”都把功夫做到市场之外，所以称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集团采购”给很多“有关系”的厂家店家带来了生财之道，餐饮业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百分之六十以上是集团公款在消费，而个人吃饭消费中的“单位报销”部分还不算在内！房地产市场源源不断的购房客，是靠着政府组织源源不断的大动迁牵来的，巨额的电话初装费和手机双向收费别无选择落入被高度垄断的电信部门口袋。

与文革时代一样，“发财时代”也不信“天理良心”，不敬畏在冥冥之中窥视着自己的“天知、地知”和因果报应。在思想意识本质上，与文革时代没有什么两样。

这是个被权贵资本主宰的市场。不平等的交换随处可见。稀缺资源的掌控方、最有价值资源的掌控方，坐在高处，交换的价格，始终是坐在高处的说了算；他们的脚下是稀缺资源消费方、有价值资源的消费方，消费方构成了这个国家庞大的“消费者弱势群体”。

不平等交换处于“经常态”，决定了市场的不平等，这种市场不会孕育出“公平”、 “公道”的理念，更不识“商业道德”为何物，“坑蒙拐骗”在这样的市场里通行无阻。 “不平等交换”已经被市场默认，并且就是这个市场的主导交易规则，这样的市场经济不需要法律法规，有了也是摆设。

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出能导出“向善的”、能“德化”社会的“共同思想”，离培育出一个按“平等交换”法则行事的市场经济社会，路还很远很远。

六十年前，中国的市场还是一个能遵守平等交换法则的市场，因为蒋介石政府掌控操纵不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如果蒋介石政府从上台起就有能力掌控操纵全国经济命脉，那么也就不会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繁荣，不会产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工商业的黄金时代。

现在，中国的民间经济若想赶上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繁荣，很难很难。

原因之一，中国人已经与产于中国这块土壤中的“德行”决绝了几十年。而缺了德行的民间经济只能走向堕落，最典型的例子是山西黑煤窑和各地的血汗工厂。原因之二，权贵资本已经控制了国民经济的最主要命脉，“公有制”经济只不过是权贵们“公有”的经济，真正的民间资本力量如同几十年前的“小农经济”，散漫而无力。而民间资本如果不具备资本的固有力量，就只能处于权贵经济的附庸地位，也就形成不了民间经济的繁荣。

*

*

“五讲四美”召不回“向善”的社会“共同思想”

*

1981年，中国大地上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五讲四美”活动（到1983年增加了“三热爱”），这场活动有来由的。

1979年6月19日，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劳动总局、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8个权威部门郑重上呈了《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反映：“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情况仍相当严重，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一个突出问题。。。。。。。这些违法犯罪青少年，从偷摸扒窃、打架斗殴、耍流氓，发展到拦路抢劫、强奸妇女、行凶杀人。有些结成‘团伙’，为非作歹。有的已经成为刑事惯犯”，“粉碎‘四人帮’虽然已经两年多了，但是内伤远未消除。同时，由于林彪、‘四人帮’把我国的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缘造成了目前大批青年升学和就业的严重困难，有些人认不清前途、悲观失望、精神空虚，生活困难，走上犯罪道路。”同年8月17日，中共中央58号文郑重转发了此报告，指出：对青少年犯罪问题，绝不能就事论事，孤立地去对待它。而应当同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同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健全民主和法制，积极搞好党风、民风，狠抓对青少年的培养教育等工作联系起来去考虑、去解决。

几个月后，解决的办法找到了：无锡市某中学开展语言、仪表 、行为美的审美教育活动被中央领导发现并认可。1981年2月，由全国学联、全国伦理学学会、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文联、中国语言学学会、中华全国美学学会 、中央爱卫会等九个社会团体出面，联合倡议在全国人民特 别是青少年中开展以“五讲四美”为内容的文明礼貌活动，通过“五讲”，（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达到“四美”。四美的标准是：“心灵美”，做到“爱国、正直、诚实”，不做有辱国格、人格的事，不损人利己，不弄虚作假；“语言美”，做到“和气、文雅、谦逊”，不讲粗话、脏话，不强词夺理，不恶语伤人；“行为美”，做到“勤劳、友爱、守纪”，不损害集体利益，不破坏公物，不危害社会秩序；“环境美”，要搞好个人、家庭和工作场地、公共场所的卫生，做到“卫生、整洁、绿化”，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不破坏树木、花草。

由于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公安部等各大政府部门都发出通知支持开展这一活动，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但当时基层社会人们的评价，竟然是两个字：“丢人”。因为“讲礼貌、讲卫生、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 ，明明是幼儿园小朋友的行为规范，“讲文明、讲道德、语言美、行为美、不讲粗话、脏话、不损人利己、不弄虚作假”，原本是小学生阶段的教育内容！“评选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新长征突击手、三八旗手和三好学生，都应把文明礼貌作为基本要求。”“小孩从学话开始，就要教育他们使用文明语言。”“逐渐形成讲究文明礼貌的风气。”《联合倡议》越是这样大声疾呼，越说明十年文革对人伦道德的毁灭性破坏已近无药可救！

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已经被腰斩。。。。。。

一声“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传统道德教育内容就被赶出了课堂，一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几千年来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瞬间全部崩溃——用《联合倡议》的话形容：“是非颠倒，荣辱易位，文明、礼貌和道德修养被打上修正主义的印记，而‘打、砸、抢’的野蛮行为，却被戴上‘英雄’的桂冠”。全社会基本道德已经无从修补起——崩溃了，还怎么修补？中国社会抛弃了道德良心，就如西方社会不信上帝，社会的“共同见解”坍塌了。

当二十一世纪的毒牛奶、毒火腿、毒辣子粉、毒咸菜、毒大米充斥了我们的餐桌，我们终于发现，三十年前 “五讲四美”的努力没有能够将被粉碎了的文明道德拼凑起来；当南京彭宇案、上海钓鱼案使21世纪的中国人想起要呼唤良心时，我们方才记起，早在四十多年前，这个社会已经丢掉了良心，只是“凭良心”的潜意识还在当时底层社会的中年人老年人心中根深蒂固，是这股力量在与真实世界中恶贯满盈的行为抗衡，才使道县屠杀、大兴屠杀没有发展到全国性的屠杀（但重庆的红卫兵墓地，却记载了一代年轻无知者的自虐残杀）！如今，当年的中年人老年人大多已经故去，“丢掉良心”又不肯忏悔的报应，该到了来临的时候了！

今天，官员、演员、球员身上暴露出来的缺乏文化、缺乏道德修养甚至缺乏做人良知的行为，通过互联网已经大多能迅速曝光，人们对“吸引眼球”的一族口诛笔伐甚为有力，但是，客观公正地说，这种行为责任，更应该由社会来负。完整经历过文革的我，始终这样认为：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当今社会才产生的孤立现象，而是与四十多年前中国大地上的空前劫难紧密相关！在十年文革中成长或出生的一代人，无论从政经商，在道德文明和文化传承上“幼功”既缺，就注定终身难补。更令人痛心的，还贻害到后代——现在社会上从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的一代，他们的父母和老师，就是缺乏“幼功”的一代——包括我自己在内，这代人倾自己全力为独生子女创造了物质环境，但他们不可能创造出一个良好的适宜青少年成长的社会环境——父母和老师都远离了道德文明、不知道德文明为何物，子女和学生从哪儿寻找道德文明之根？

什么是“幼功”呢？简单而言，1969年以后的“初中生”“高中生”，实际文化水平最高的只达小学六年级，文革何年开始，学业就在何年中断，所以，号称“初中生”“高中生”，学业“幼功”只有小学三、四年级水平。八十年代社会上出现那么多初中、高中文化补习班，就是在为光“闹革命”不读书的受害者们补点起码的文化知识。

一些五十年代后出生的官运颇佳者，如今的学历都是“研究生”。他们的童年少年时代，都没有读过什么书——“替党说话还是替群众说话”、“我们是有身份的人”、“你敢在新华网曝光，我就叫它（新华网）关闭”、“受贿是正常职务行为，体现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等等“雷人” 话语都是出于五、六十年代生的官员之口，他们思想行为方式，已经定位在“文革”，定位在接受的是什么样的“幼功”！

而当我进一步发现，这几年每一场由“下一代”主导的“境内外爱国活动”，竟然是以我们这代人使惯的“幼功”为武器，我为这个民族感到无可言状的悲哀！

不将文革的真实面貌从档案秘笈中掀开，中华道德文明难以重建！中华民族的“共同思想”难以重建！

*

“向善”的社会“共识”，现在往哪儿找？

*

在这块土地上重建“向善”的“共同思想”，让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能再次达到 “共识”，是为了让普通人能好好过日子，过舒心的日子。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寺庙香火旺，教堂信众多。一个多年奉“唯物主义”为正统的国家，每年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寺庙里人挤得无立锥之地。那几天，一个个名刹香烟缭绕，脚下踩的都是为试运气投掷的一角、伍角的硬币。这算是“找宗教信仰共识”吗？不！那是社会在已经失去了基本信仰基本共识以后，人心无着落、六神无主的写照。举国到处都在建寺改寺，为的是大收门票钱大收香火钱。寺庙本是圣地，是精神寄托所在，如今众位菩萨成了敛钱的道具，还能相信大陆的香火是为了信仰而点燃吗？可怜每尊佛都沦落为乞丐——“随喜功德”的箱子里，塞满了一元、伍角的票子，这不就与寺庙外正候着的乞丐们手中的破碗是一样功能吗？

相比之下，教堂还维护着一点尊严——起码没有看到过收门票的教堂，基督徒们也不可能为了抢蒲团而打起来。但基督教是注定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共同思想”的。任何宗教若要在“思想”层面影响更多的人，必定受到种种限制。佛教道教香火兴旺，是因为寺庙道观已经成为“旅游产业”的一部分；而不是佛教道教教义即“思想”在起作用。

其实，给真正的宗教思想留点发展空间，对于净化人的心灵、减少动乱的发生，都是好事。世界已经发展到了21世纪，思想的多元化早已包括宗教的多元发展。一个有自信心的大国，需要有宗教容忍精神。1791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宪法第一修正案》，就奠定了美国的宗教容忍精神， 1776年由杰斐逊总统提出并在弗吉尼亚议会通过实施的《宗教信仰自由法案》，则奠定了这个国家宗教信仰自由的基础：“人的信仰和主张并不依赖于他自身的愿望，而是不自觉地按照他思想认定的证据行事。。。。。人的宗教观点不是世俗政府的事务，也不在世俗政府的管辖之内，。。。。。我们弗吉尼亚议会宣布：不得强迫任何人顺从或支持任何宗教崇拜，。。。。。在宗教事务上，允许自由争论，以保证所有的人自由表明自己的信仰和主张。。。。”（《托马斯·杰斐逊》文集，普林斯顿1950年版）。

可以这样理解：有了宗教的宽容容忍，才有了美国信仰的多元化，有了信仰的多元化，才有了美国社会的多元化，并保障了美国式的自由和民主得以实现。

在美国，信仰多样化的结果，不是“多样化”成一盘散沙，相反，是信仰“多样化”更促使“多样化”的方方面面求同存异，社会的“共同思想”由此产生，这样的“共识”，既保留个性，又奠定了整个社会合作共存的“共性”。宗教本身就这样成为美国社会的“共同见解”。

但中国国情与美国不同，中国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将“共同见解”基础建立在宗教本身。

那我们就“回望长安”，回头瞻望铸成千年“凭良心”共识的母本——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炎黄子孙原本是有“共同思想”的！

当然，这种“回望”，必须与“大批判”心态彻底决裂——从“大批判”中认识“中华传统文化”，是对古人和古代文化的莫大侮辱！

我们需要尊崇地回望，充满期待地回望。

*

*

“厚古”，为了“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

文革以来，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不是通过读古文，而是通过“大批判”，并认定自己从断章取义的“大批判”中识得的十来句、几十句文言文，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可悲又可恨的是，这竟然是全国性的“共识”！“全民”本是通过“大批判”才知道了一点点古文，又是通过“大批判”， “全民”才发现古代文化是这样丑陋不堪、腐朽没落，不读古文真是件幸事，古文该扔进历史垃圾堆。。。。。。

不读古文，却这样糟践古代文明，这是五十年代以来的“教育改革”改出来的数典忘祖！

从大批判中，能识得古代文化吗？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被激烈地批判过的，谓之“将劳动人民踩在脚下”。这句出自《孟子·滕文公（上）》的话，其实是有前因后果的。

有个名许行的人，说贤明的国君应该与民众一同耕种养活自己，自己煮饭，同时治理国家,否则称不上贤君。孟子反驳：如果一个人的所需都要通过自己亲自劳作得来，天下将走向衰败。社会必须有动用心思的和动用体力的分工。动用心思的治理人，动用体力的被人治理，前者养活别人，后者被人养活，这是天下通行的道理。

孟子并没有说错。这是肯定社会分工的必要性。孟子还指出，许行这样说是惟恐天下不乱，如果听了他的，人们会变得虚伪。正是一针见血！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几十年来一直作“孔老二看不起劳动人民”解。连史学大家范文澜冯友兰都这样批判：“（孔子）把民看作愚昧无知的人”， “只可以让他们听从驱使。”而我将此话译为：“民堪用的，使他得到任用，不堪用的，使他得到教化。”，将“由”译为“任用”，是参考了《左传·襄公三十年》中“以晋国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涂久矣”中“由”的本意，即“任用”。《左传》作者左丘明比孔子年少49 岁，同为鲁国人。我认为《论语·泰伯》中的“由”与《左传·襄公三十年》中的“由”，是同一个意思。

其实，古代文献中即使年代久远如《论语》，其中也有挺“现代化”挺“民主”的表述，譬如在处理人际交往上，孔子的学生子夏认为，可以交往的就与他交往，不可以交往的就拒绝交往。但孔子认为不妥。他说“君子”固然要尊重贤人，但对普通人也应该有包容心。如果自己是很贤明，有什么不能包容别人的？如果自己不贤明，那别人会先来拒绝自己，还等得到自己去拒绝别人？——很现代吧？很民主吧？

今日台湾，对古代文明比我们有感情得多。

据台湾网2009年12月11日消息，台湾教育部日前公布2010年高中语文课纲草案，文言文比例从45%调整到65%，并扩大文化经典取材，选修科目要增列“国学常识”。台湾教育部课纲委员张晓风在草案公听会上表示，文言文是白话文的基础养分，学生在学习阶段，更需要多一点文言文的营养。其实，这不是简单的课程调整问题，而是台湾当局与“台独”势力较量的胜利。

“台独”派曾经准备要在台湾驱逐中华文化，所以一度强调“本土优先”，“母语教育”；从小学开始就少提、不提中国历史与文化，还计划取消高中阶段“中华文化教材”这一科目；在2006年时，台湾教育部将高中语文课中古文比重从40％降到30％，这就引起余光中等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的抗议。

在“台独”派影响到台湾教育界以前，台湾人从小学一、二年级就开始读《百家姓》、《千字文》和一些唐诗宋词。中学生则需系统学习《论语》、《孟子》、《古文观止》及唐宋八大家的作品，通过古文教育，远离大陆的台湾人感受到祖国文字的优美，了解到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由此产生，中年以上的台湾人都记得，当时每所台湾小学校门口都用大字油漆着“当一个快快乐乐的小学生，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是要有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给提神提气的，只有真正领略体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才会从心底体会到做中国人的“堂堂正正”。诚然，“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大杀了回马枪，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能通过“吐故纳新”获得新生，起了关键作用。“五·四”的功绩本不容否定。但是，“五·四”并没有主张彻底抛弃中国传统文化，新学堂还是需要读古文，中国的广袤农村地带，还照样在传授《百家姓》、《千字文》乃至四书五经；一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大陆并没有断根。然而，1949年以后，国人开始“以今薄古”，“薄”到中国人不识中国传统文化为何物；“薄”到文革将千年文物或烧或砸毁于一旦，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痛惜痛心；“薄”到将“四大发明”当成唯一的自豪永久在炫耀；也“薄”到堂堂清华大学校长在国学功底深厚的“对岸”政坛人物面前，读不完整一首近代诗词，落到难以言状的窘境！

中国台湾不“薄古”，中国台湾“厚古”，厚到积淀出了“做一个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共同思想”。

大陆中国“以今薄古”，薄到大陆中国人都妄自菲薄。

所以，我对这几年境内外青年们的“爱国行为”很是怀疑——不读古文不识古文不懂得中国传统文化为何物，这“爱国主义”还怎么“爱”？从何“爱”起？ “爱”的根基在哪里？还有根基“爱”吗？

*

*

中国有三种“共同思想”，现在还存两种

*

统治者的“共同思想”是“大一统”

*

中国社会有三种“共同思想”。一种是统治者的“共同思想”；一种是社会大多数人的“共同思想”，这是真正的“社会共同思想”；第三种是统治者希望民众具备的“共同思想”。

要了解统治者的“共同思想”，必提孔子。但孔子作为“万世师表”被历代统治者高高抬起，这要得益于孔子弟子的学生公羊家族几代人。孔子生前周游列国四处碰壁很是落魄，若不是公羊，很难有以后“万世师表”的地位。

孔子根据鲁国史官所作《春秋》作了一番整理修订，经孔子增删后的《春秋》遣词用语极为简炼，被后人称为“微言大义”。于是就有了阐述“大义”的《春秋三传》。《公羊传》就是其中之一。

这部由子夏的学生公羊高口授、由公羊高的玄孙誊写到竹帛上的《公羊传》，对《春秋》一开头的八个字“隐公元年春王正月”用了200个字来“阐述大义”， 200字中，起到彻底改变孔子地位作用的就三个字：“大一统”。

“隐公元年春王正月”这八个字，只是叙述了一件事。即在周平王四十九年（元前722年）的正月，鲁国隐公开始摄政。“春”，在此是“开始”的意思。

这怎么会牵涉到“大一统”呢？原来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历法都自行制定，周朝将冬至所在月（也称子月）当作一年的“岁首”即“正月”，这是“周历”；晋国、秦国将寅月当成“岁首”，这是“夏历”。鲁国也将子月当岁首，但在记录“鲁国隐公摄政”这件事情上，孔子不用鲁国纪年，而是用周朝的纪年——一个“王”字说明了问题：只有周天子才有资格称“王”，诸侯国国君只能称“公”，“王正月”就是周平王的“正月”，而不是鲁隐公的“正月”。所以《公羊传》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孔子是只认周朝为正统的。

这就是所谓“春秋笔法”。其实我们前几年都“有幸”领教过了。“维公元二零零五年，中华民国（九十四年，此四字现场未读）五月六日，岁序乙酉，旭阳送暖，榴花照眼；华夏锦绣，万水千山。。。。。。。”当众多不读古文的国人在黄帝陵前傻乎乎地听着不知所云的文言文时，已经被宋楚瑜先生涮了一把——“中华民国五月六日”，就是孔子笔下的“王正月”呀！但中央电视台显然听懂了，此后宋楚瑜在大陆的活动都不再直播了。

不过，以“大一统”解释“王正月”，似乎显得牵强，然而后来的历代帝王就是对“大一统”最感兴趣！到了汉武帝时，董仲舒更在八万字的《春秋繁露》中将之抬高到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的地位，从而形成了中国皇权社会一套完整的统治体系。所以，汉武帝“尊”的“孔”实际就是经《公羊传》和董仲舒加工过的、将“大一统”精神光大后的“孔”。

汉武帝时代为什么需要“大一统”呢？

原来汉高祖刘邦大封同姓王143个；虽经再三“削藩”，到曾孙武帝即位时，还有75个。诸侯国众多，意味着能与汉武帝争夺帝位的“同姓骨肉”众多。汉武帝是处在江山随时会被“同姓骨肉”夺走的危险中。是董仲舒的学说给了汉武帝制裁诸侯国的理论武器——用“大一统说”使诸侯割据成为“非法”和不可能。到了朱元璋时，“大一统”则体现在“统而治之”。明朝实现了对中国基层组织最严密的控制。朱元璋规定，全国实行里甲制，在一里路程之内的乡邻，日常生活都要互相监视，“邻家有几个男丁，各从事什么职业，务农有几个、读书有几个、做工几个，从商几个”都要清楚，谁家少了人要及时报告，否则要责任连坐，流放边地。

“大一统”不可能是普通人的“大一统”。汉武帝的大一统与普通人无关，朱元璋的“大一统”将老百姓当“在狱犯”。所以，“大一统”就不可能是中国社会的“共同思想”“共同见解”。

但它确实是历代统治者的“共同思想”“共同见解”。

*

民间的共同思想是“凭良心”

*

民间的“共同思想”“共同见解”，就是“凭良心”。

中国历史上，是不识字的老百姓居多。在清朝和民国，中国的全民识字率约在百分之二十左右，但识字的人中间，很多人只读一、二年私塾，就去谋生活了，黄仁宇估计民国初年全民识字率不倒10％。应该是没有将只读过一、二年私塾的人包括进去。然而，中国社会“共同思想”的得以形成，恰恰是由那些读书很少的人为媒介，才将中华传统道德文化“良善”的一面，得以最大程度的传播。

读书很少的人来不及读正儿八经的《四书五经》。他们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学读本。《三字经》、《千字文》实际是中华传统道德文化和中国人文史地的高度压缩本，但压缩得有血有肉，文采斐然，言简意赅，引人入胜。高度压缩了，糟粕反而少见，如令人噁心恐怖的老莱娱亲、郭巨埋儿就不会提到，但做人的基本道德（当然也包括维系皇权社会的基本伦理道德），在《三字经》、《千字文》中已经囊括。在一茬茬幼童年复一年“有口无心”的朗读背诵中，《三字经》、《千字文》的主要精神传播到了最广大的不识字人群（也影响了民间传播“戏文”的艺人，这些艺人多数不识字或识字甚少），并被广大的不识字人群所消化，归结为简简单单的 “凭良心” 三个字，这就是汉民族为人处世的基本道德准则。

吴越谚语“上半夜想想自己，下半夜想想别人”，是对“凭良心”的一种诠释。底层社会的互相设身处地“想想”，起到的是妥善处理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使社会保持和谐稳定的大作用；而“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则将做人道德与职业道德契合起来，使百业兴旺、市面繁荣的局面得以出现。

可惜，这种“向善”的“共同思想”如今再也难觅。

*

“要求”民众具备的“共同思想”是“顺从”

*

还有一种“共同思想”，是历代统治者要求人民具备的“共同思想”。

孟德斯鸠1748年在《论法的精神》中评论当时的中国政府：“这个政府与其说是在管理民政事务，不如说是在操持家政。”“这个帝国的结构，是以治家的思想为基础的。”

“孩童般的顺从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处理国家事务中，都被当作所有德行的基础。”这是十八世纪德国启蒙运动奠基人赫尔德针对中国伦理道德特点下的结论。

既然“国”就是统治者的家，统治者“治国”就是“治家”，当然需要国民“孩童般的顺从”，这既是历代中国统治者对国民的道德要求，也是统治者认为 “民”该具备的“共识”和“共同思想”。

典型如朱元璋时代。朱元璋要求每家每户备有“朱皇帝语录”即《御制大诰》。朱元璋说此书是“臣民之至宝，发布天下，务必家家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迁居化外，永不令归”。并令十九余万读书人进京举行《御制大诰》“讲读”会，朱元璋对“讲读者”都“赐钞遣还”。

“以治家的思想为基础”来治国治民，让国民“孩童般的顺从”，不仅是皇权社会的需要，也被辛亥革命后的孙中山所继承，被蒋介石所继承，被1949年后的中国在实际上继承。统治者都扮演着家长的角色，最高统治者是说一不二的大家长。

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倡的“螺丝钉精神”，就是“孩童般的顺从”的“与时俱进”版，也是当时要求人民所具备的“共同思想”。到了后来，要求人民具备的“共同思想”越来越多，如“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如“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如“要斗私批修”，。。。。。。越要求人民具备这样的“共同思想”，越不可能成为“共同思想”，而人的行为则随之变得越来越虚伪、越来越作假——人们学会了假装的“顺从”，假装 “顺从”可以消灾免灾；假装 “顺从”更能带来政治利益，有了政治利益，就会有其他利益。

到了八十年代，国家一度希望“五讲四美三热爱”能成为社会“共同思想”，结果是落空了。

九十年代。似乎“发财”成了“共同思想”，但能称为社会性的“共同思想”的，一定要有引导“向善”的功能，中国社会是少部分人发财了，整个社会道德行为却在大踏步“向恶”。这种“共同思想”不是“向善”的共同思想。

现在，中国社会不可能有“共同思想”。

为什么呢？

*

*

缺乏“敬畏”的社会不可能产生“德化性质”的“共同思想”

*

在一个 “无所畏惧” 的社会里，是无法建立“德化性质”的“共同思想”的。建立“德化性质”的“共同思想”的前提，是要有所敬畏，有所畏惧。美国的“共同思想”建立在对上帝的敬畏上，中国1966年前的“凭良心”建立在对“不可知”的敬畏上。这种敬畏都有着抑恶扬善的功用。

一个社会没有了“敬畏”，一味“无所畏惧”，这是极其恐怖的事情。文革是用“阶级斗争”来鼓动人们无所畏惧，目的要将当时人们潜意识中还固守着的对“恶”的制约意念彻底驱逐出去，这样才能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将大活人“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开始是有很小一部分人这么做了，结果是大多数人普遍不理解这种“乱自己阵脚”的作为，都期待国家“给个说法”。于是最高领袖“给说法”了，从8月18日开始八次检阅他的红卫兵。这个信息所有人都读懂了：最高领袖是借此公开表态，他支持这些恶行！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放纵了恶行，十年文革下来，纵恶的代价是青少年犯罪案例触目惊心！到了文革过后三十年，中国人又为迟迟不肯清算当年恶行、回避当年恶行付出了目前还难以估量的代价——丧良心的作为已经威胁到了所有中国人的生存！

中国人对着天空对着大地大声呼唤：“归去来兮，良心！”

良心能归来吗？

不知道。因为不知道现在的人们还能“敬畏”什么、有什么能使他们从心灵中产生出“敬畏”。

人，不能为所欲为。托克维尔引用美国新英格兰建设者的话说：“有一种是堕落的自由，动物和人均可享用它，它的本质就是为所欲为。。。。。。。实行这种自由，我们就要自行堕落。这种自由也是真理与和平的敌人，上帝也认为应当起来反对它！”文革中的“自由”就是这种自行堕落的自由。它是真理与和平的敌人！

不懂得敬畏的民族，就会自行堕落，就会放心大胆作恶。对这一点，希望能达到全民族的“共识”！

在这一点上能达到“共识”，中国就有希望重建“共同思想”，让普通人好好过日子的“共同思想”。

无疑，民主社会必定是个有思想的社会。中国当然需要“共同思想”。

但在中国的民主社会实现以前，中国人先需拾起“良心”。

擦拭我们蒙尘的心！用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道德滋养我们的良心。。。。。。

将中华文明和世界先进文明结合起来，中国能重建“德化”的“共同思想”！

但现在，我们先需要寻找“敬畏”的感觉。。。。。。

*

2010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