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谈民主：“监督”与“知情”比“普选”重要（下）

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野百合花”是如何铲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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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中华民国怕监督，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怕监督，处在欣欣向荣期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怕不怕监督呢？ “野百合花”事件传递了真相。

1942年三月，王实味在延安发表了《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几乎同时，他在他所工作的单位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壁报上（大字报形式的壁报），还写下了好几篇杂文。毛泽东闻讯挑灯前来观壁报，当即就表态：这些是“很好的反面教材”，“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 3月31日，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毛泽东作了个460字的讲话，其中，196个字都是指向王实味这个“思想斗争目标”的。“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
　　“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王实味说了什么了？惹得毛泽东如此不快？原来，王实味在壁报上是如此不合事宜不合地点的显示他的“硬骨头精神”：“王实味充分自信，他的骨头从未软过，而且不比任何人软！”“在这个斗争中我们还需要首先检查自己的骨头。向自己发问：同志，你的骨头有毛病没有？你是不是对‘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话不敢说？反之，你是不是对小人物很善于深文罗织？要了解，软骨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

王实味没来由“检查骨头”干什么？情况是这样的：几天前，他刚与本单位负责整风的领导“叫板”，主张整风运动检查委员会的成员应该是群众民主选举产生，反对本单位领导和各研究室主任成为“当然委员”。结果他的意见得到四分之三的群众同意，全体检委都由选举产生。这桩事情绝不是小事，这是当时轰动了延安 “民主风波”，毛泽东已经耳闻。王实味赢了，但他还不依不饶，又在壁报上点名批评了中央研究院负责整风运动的领导：“保留着过去党内家长制的残余”，“不从‘把工作怎样做得最好’看问题，只心心念念不忘‘领导’”，并骂那些“断送了多少同志性命的领导‘比猪还蠢’”。

当毛泽东看到壁报上有人如此卖弄“骨头硬”、鼓动“民主”时，不难想象他是何等的不能容忍！

在《野百合花》一文中，王实味这样写： “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针对有人说延安的等级制度是合理的，王实味批评：“我们今天还在艰难困苦的革命过程中，。。。。。。负责任更大的人，倒更应该表现与下层同甘苦的精神，使下层对他有衷心的爱，这才能产生真正的铁一般的团结。”“三三制政府的薪给制，也不应有太大的等差，对非党人员可稍优待，党员还是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以感动更多的党外人士来与我们合作。”“对于那些健康上需要特殊优待的重要负责者，予以特殊的优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负轻重要责任者，也可略予优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

针对“我们底阵营也有黑暗，这是有必然性的”说法，王实味认为，要想在今天把我们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削减至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他认为有些 “大师”借着“必然性”在宽容自己，他大喝：这样行为等于“我们在那儿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

在《政治家·艺术家》一文中，他由“政治家也有弱点”推论出揭露弱点的必要：“政治家和艺术家也各有弱点，为着胜利地攻击敌人、联合友军、壮大自己，政治家必须熟谙人情事故，精通手段方法，善能纵横捭阖。弱点也就从这些优点产生：在为革命事业而使用它们的时候，它们组成最美丽绚烂的‘革命底艺术’，但除非真正伟大的政治家，总不免多少要为自己的名誉、地位、利益也使用它们，使革命受到损害。”他解释“政治家弱点”的产生根源：“旧中国是一个包脓裹血的，充满着肮脏与黑暗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长的中国人，必然要沾染上它们，连我们自己——创造新中国的革命战士，也不能例外。这是残酷的真理”。他提出医治“政治家弱点”的药方：“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与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有人以为革命艺术家只应‘枪口对外’，如揭露自己的弱点，便于敌人以攻击的间隙——这是短视的见解。我们底阵营今天已经壮大得不怕揭露自己的弱点，但它还不够坚强巩固；正确地使用自我批评，正是使它坚强巩固的必要手段。至于那些反共特务机关中的民族霸贼，。。。。。。他们倒更希望我们讳疾忌医，使黑暗更加扩大。”

就这样，在日常生活中处理不好人际关系的王实味，横了心要充当一个“骨头硬”的监督者。于是毛泽东发话：“《野百合花》这里边有文章。”“这是王实味挂帅，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王实味是托派。”到了五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相当篇幅就是在驳王实味，以清除他在延安的影响。胡乔木在此期间也写信给王实味，明白告诉他毛泽东认为王实味错在立场问题上，“那篇文章充满了对领导者的敌意，并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这是“绝对不容许的”，“这样的批评愈能团结一部分同志，则对党愈是危险，愈有加以抵制必要。”

清除王实味影响的工作是相当必要的。因为当时做过这样的统计：初读《野百合花》时，有许多人对他是或多或少同情的，即使对这篇文章有反感的人，也没有看出作者立场有根本的错误，一直要“经过两个多月整风文件的学习”和一系列的讨论会座谈会，才“一步一步地”“一致认识清楚《野百合花》一文立场和方法的错误的严重性。”

那么，这又是个什么样的“一致认识”呢？了结这个“一致认识”是怎么回事对于我们实在受益匪浅。现将1917年毕业于北大国学门、曾任过蔡元培的私人秘书、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1942年6月2日写的《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中对王实味的“认识”，摘录一二：“王实味同志是一个共产党员，可是他的思想意识却集合了小资产阶级一切劣根性之大成。所有散漫、动摇、不能坚忍、不能团结、不能整齐动作、个人自私自利主义、个人英雄主义、风头主义、平均主义、自由主义、极端民主主义、流氓无产阶级与破产农民的破坏性、小气病、急性病等等劣根性，王实味同志意识中各色俱全，应有尽有，不折不扣，几乎使人难以置信，。。。。。。”，“因为王实味同志有着这样顽强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所以从他的实际行动中处处表现反党的动机。”接着，范文使用了一连串排比句：“我们党要求整顿三风”，他“要求发扬邪气”；“我们党要求全党团结，”他“要求全党分裂”；“我们党要求服从纪律”，他“要求破坏纪律”；“我们党要求民主的集中”，他“要求极端民主化”；“我们党要求互相互助”，他“要求互相仇视”；“我们党要求坦白诚实，大公无私”，他“要求玩弄阴谋，挑拨离间”；“我们党要求表彰革命光明”，他“夸大个别缺点，指为全面黑暗。” “在组织上他虽然还是我们的同志，但在思想上，他确是我们的敌人了。” “《野百合花》的实质所在，就是企图号召某些落后的青年来反对党、破坏党、使中国共产党改造成为适合王实味同志所幻想的宗派”。

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会发现这些话的口气语调措词用句是“何其熟也”！

当时国统区的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是在各地“送审”的杂志中发现了此文，他们真不是吃干饭的，马上嗅出味道：“觉（察）共产党内部中又已因思想问题发生纠纷”，他们对范文澜文章这样评价：“对王实味除尽情谩骂外，并未根据事实予以有力之反驳”。

一个有着深厚国学功底的史学家，写出如此令人大跌眼镜的批判文章，实在是令人扼腕。当然身为中央研究院副院长的范文澜也自有他的苦衷：一、王实味是经他介绍才到延安的，二、王实味发表杂文的壁报，是中央研究院为配合整风特地创刊的，壁报题名《矢与的》，是借毛泽东所说：“‘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范文澜误以为整风亦是在创导民主，就在发刊词中提出 “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主张“彻底民主”，“绝对民主”,“谁阻碍民主，就会在民主面前碰出血来。”当王实味果然依范文澜之言 “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了，毛泽东震怒了，范文澜不如此表态怕也难逃干系。

须指出，少年时亲眼见到秋瑾被捕并由此感念一生、又与“硬骨头”鲁迅往来密切的范文澜，本不是怯弱之人。他 1930年被阎锡山逮捕，1934年被南京国民政府逮捕，原因都是因为有“共党”嫌疑。事实上他也的确是“共党”。他是在“白区”干着提脑袋的营生！就是这样的范文澜，到了延安给我们留下了这不到五千字却足够后人揣摩回味思考的《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

从范文澜批判文章的“上纲上线”和中央研究院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张如心的“诛心”定调中，已不难看出王实味问题注定要“政治解决”——在张如心的《彻底粉碎王实味的托派言论和反党活动——在中央研究院斗争会上的发言》中，他批判王实味：自整风开始，“就有计划的布置了一套阴谋，企图利用整风来改造领导机关，驱逐那些领导干部”。“露骨地号召艺术家去反对政治家，即反对党的领导者。” “他假装着拥护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掩盖他卑污的反党活动”，但“诬蔑党也就是诬蔑党的领袖，反之亦然。”而“我党的中央和他的领袖，是延安及全党青年以及非党的青年的唯一正确的保护者，唯一的革命导师”。张如心给王实味这样总结：“人性论是他的思想基础，蜕化论是他的政治武器，极端民主主义和平均主义是他组织活动的手段”。三者合一，是一套“十足反共产主义反党”的纲领，最后结论:“王实味正是企图拿这一反党纲领来改变我们的党”。

说实话，张如心的批判比要范文澜有力得多也“言之有物”得多。1942年10月，王实味果然以 “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反党五人集团成员” 定性。虽然毛泽东明确过对王实味“不要放也不要杀”，“不得擅自处理”。但中央社会部还是在中央撤出延安后，将其“秘密处死”。王实味的死有些象珍妃，他们俩都被“当局”视为撤离途中的“麻烦”，不同的是珍妃是由老佛爷“赐死”，王实味是由一个负责情报保卫工作的机构处死——1948年8月31日，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向中央捡讨：“……只借口军事情况紧急……不顾党的政策擅自批准将王秘密处死，这充分表现我无组织无纪律，图省事、怕麻烦、自以为是的错误。……”

王实味到底是为了什么不被“当局”所容？

中共“七大”时，毛泽东托出了底：“党要统一思想才能前进，否则意见分歧。王实味称王称霸，就不能前进。42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

原来，不是王实味有多大力量，不是“野百合花”有多大力量，只因为王实味的“揭露”和“监督”是“统一思想”的绊脚石。他“挑起一般同志对领导鸣鼓而攻之”，并使“我们”打了败仗，任王实味“监督”下去，思想无法统一。

王实味是为了施行“监督”遭受了“私刑”。是的，他被处死是受“死刑”.陕甘宁边区并非没有法律，1946年4月23日，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通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宪法原则规定：各级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除服从法律外，不受任何干涉；除司法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职务外，任何机关团体不得有逮捕审讯的行为。陕甘宁边区也并非没有司法机关，她有高等法院。

王实味被中央社会部“秘密处死”在1947年7月。 《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颁布一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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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思想”是“不准监督”的换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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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统一思想”很有传统。除了用孔子当“统一思想”的招牌，朱元璋时还实行过用朱元璋语录——《大诰》来统一思想，并为此还召开过全国性的类似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讲用会”。

1911年中国赶跑了一个皇帝，其后的执政者都明白“思想”还是需要“统一下去”的。袁世凯既然称帝，“统一思想”也只有像历代帝王一样，“统一”到孔子这儿。于是他1913年发布尊孔令，1914年发布祭孔令，并像历代皇帝一样去大成殿拜祭孔子，宣布 “是以国有治乱，运有隆替，惟此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袁世凯拉出孔子这面大旗，做皇帝就不会碍手碍脚，“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解释孔子言论解释得多好！“统一”的标准和规范是什么呢？董仲舒又解释，要统一到“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如此，皇帝要受监督也就只受“天”的监督——人监督不了他了！怪道鲁迅一言道破尊孔的实质：孔夫子“是那些权势者和想做权势者的圣人”“所捧起来的。”

到孙中山在广州任“非常大总统”时期，他是准备用“三民主义”“去统一全国人民的心理，等到全国人民的心理都被本党统一了，本党自然可以统一全国。”

孙中山去世后，不能说蒋介石没有实践孙中山的遗愿，他的南京国民政府从上台一天起就在用三民主义“统一思想”了。问题是他希望“统一”成什么样子？他的“统一”给“人民监督”留下地盘吗？蒋介石1936年3月3日在南京陆军大学的讲话，惟妙惟肖地说出了他主张的“统一”的潜台词。

“弟现在当行政院长，不过是一个公仆。。。。。。。如果将责任义务都让仆人来负，主人对他，到处干涉，遇事牵制，用而不信，信而不坚，那么，国家这样大的责任，仆人是负不了的。”

“现在虽然是民国，表面上没有皇帝，而实际上四万万人民就是四万万个西太后，政府随便实施一种策略，不是这个怀疑，就是那个反对，不是这个淆乱黑白，就是那个造谣生事，上下四方都来牵制他，使他毫无自由发挥才智运用策略的余地，再加以一般人民不体念中央的困难，不服从政府的命令，还要自己破坏各方面的秩序，弄得举国骚然，使政府处境更加困难，更不能专心致志对外！各位大家想一想！。。。。。。如果四万万个西太后来牵制政府当局，那么，不知国家将来更要失败到什么田地，贻害后世子孙到什么程度！”

“要晓得：拥护统帅并不是空口讲讲而已，必须见之事实。最具体的表现，就是绝对服从统帅的命令。譬如说：我自己教的学生，到现在至少有一万五千人，他们都绝对相信我的话，听我的命令，我要他们左就左，右就右，要他们死就死，活就活，这样在一个命令指挥之下，团结精神统一行动，就可以发挥以一当十，以一当百的力量，来抵抗敌人。”

原来，蒋委员长的“统一思想”潜台词，就是绝对服从统帅，就是不准“主人”监督、干涉、牵制他这个“仆人”！他说的与袁世凯说的原来是一个道理呀！

蒋委员长说得这样坦率，大概他将陆军学校的官兵都当成了他的私淑子弟，他在其他正式场合讲话不会这样赤裸裸。凡是政治家，总是有着几套话语，什么场合讲什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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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党”也没有给“人民监督”以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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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38年春夏共产国际发出指令，中共的领导人须“以毛泽东为首”，在当年10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遵义会议后组织关系上一直是党的总负责的张闻天，就陆续移交权力给政治局常委和军事指挥小组成员毛泽东。张闻天回忆，到1940年5月，“将我的全部工作都交出来了”，也就是说，中央工作在1940年5月后完全是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开展工作，但毛泽东还没有最高领导的“名分”。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机构调整和精简，毛泽东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以毛泽东为首”此刻名至实归。这时，“统一思想”的问题就摆上了议事日程。其实，自毛泽东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后，就在考虑全党“统一思想”的问题。1941年3月，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归来、参加过长征的张如心（前文中提到过）在党刊上发表文章，认为“党教育人才，应该是忠实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的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典型的结晶体。” 4月，又发表《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一文，提出“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问题上的发展，最主要最典型的代表，应指出的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 同年7月，张如心升任中央研究院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第二年2月，当中央研究院的特别研究员王实味正在写《野百合花》时，《解放日报》登载了张如心写的《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此文在中国最早提出了“毛泽东的理论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到1945年七大上，“毛泽东思想”被党章肯定为“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党的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

就在此时，毛泽东又提起了王实味。党是“统一思想”了，这多亏了将“称王称霸”的王实味整风整了下去。有了那个“出墙报”的王实味，党就难以统一思想。因为“王实味”这个“墙报总司令”会与他拉观众，与他分庭抗礼。细细一分析，毛泽东那番讲话的实质也就是“不让人说三道四”，即“不准监督”。

“修理”王实味，只不过是“不准监督”的刚开头。延安的《解放日报》就在此时改版，改版中提出 “反对虚假真实性”原则，要“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 1942年4月，在整风的高潮中中央党校和延安大学各有一学生自杀，《解放日报》登了这个消息，这是典型的没有将“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毛泽东批评：“有些消息如党校学生自杀是不应该登的”，“以后凡有重要问题，小至消息，大至社论，均须与中央商量。”（见1942年9月5日，陆定一在《解放日报》、新华社第二十二次编委会上传达毛泽东对改版后的《解放日报》的上述批评意见）

那时，延安正式出刊了专供领导干部读的“参考消息”，由于中央规定了“分层次阅读”原则，国统区中央社的电讯成了“保密新闻”， “参考消息”按阅读者的级别不同分开编辑，普通群众只限于知道党报提供的消息。。。。。。

不难想象，如果王实味不被批判，如果南门壁报允许存在下去，不仅是王实味，而是必然有张实味、李实味、赵实味等等效仿王实味来鞭笞这些现象！当时大批国统区青年奔赴延安，正是冲着那里是一块民主净土——毛泽东说延安“是民主的示范区”；而王实味的所谓“称王称霸”，也因为他在一定程度上秉承了“五四”精神——他是“五四”后第五年考入北大预科的。他当时就通过他的小说表达了他的理想：“我们青年的使命就是要用我们的力去捣毁一切黑暗的渊窟，用我们的热血去浇灭一切罪恶的魔火，拯救砧危的祖国，改造龌龊的社会，乃是我们应有的唯一的目标与责任”，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在延安写的杂文符合他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思想逻辑。

而我党也按着“不准监督”的逻辑走了下去。一直走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过，“不准监督”的成文是很罕见的，今年才在网上发现了中宣部1953年发的“不准监督”的指令性文件：“党报是党委会的机关报，党报编辑部无权以报纸与党委会对立”。“党委会如犯了错误，应由党委会用自己的名义在报纸上进行自我批评。” 党报编辑部“不经请示不能擅自在报纸上批评党委会”。几十年来，既然连党报都无权批评同级党委（更不用说上级党委），还有什么报刊能批评“党”呢？既然“我党”是不能批评的，那很多老百姓想像知道的真相都不见于报端，也是逻辑必然——关于三年灾难的死亡人数之所以在民间争论不已，不就是“中央商量”还没有商量出个结果吗？而三年灾难的死亡人数，本来就不应该是在民间讨论的问题——中共党史将“夺取民主革命胜利”中人民解放军歼敌人数、牺牲人数、负伤人数、国民党军俘虏人数、投诚人数都记载得一清二楚，难道建国十年后和平年代的死亡人数比战争年代的死亡人数更加难计算吗？巴金用他最后生命的全部力量呼吁，要成立文革博物馆，一直没有回应，也就是“中央商量”下来，决定这个烫山芋不能接。在几十年“不准监督”的传统下,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在“不准监督”前提下能自圆其说的话语体系。如果成立什么文革博物馆，最大的麻烦就是原先的话语体系就无法用了，而执政者唯一能熟练使用的，也就是这一套话语体系。

然而互联网提供的方便使得中国民众的接受信息来源已经远不限于“官方灌输”，信息来源一多，人们发现一个事情原来有多种说法，国人原先接受的“自圆其说”话语体系是建立在“自说自话”前提下的，一旦能“有话大家说“——中国外国的解密档案也一起加入“有话大家说“行列，原先的话语体系就无法圆其说了。

于是，建立在信息“分层次阅读”基础上的“不准监督”，在互联网时代真正遇到了最强有力的抵抗。抵抗是强有力的，但是强有力不是“暴力”的同义词。正是互联网，将“不通过暴力能解决问题”的可能大大提高。

被反复折腾了多年的大多数中国人需要的是有尊严的生存状态，有尊严的生存状态包括了丰衣足食，包括了社会有能双向选择、双向尊重的就业大环境，包括了个人起码的自由和权利，有了这些，就有了社会稳定，达到这种稳定状态不用郑重其事成立“维稳办”去维稳。因为如果社会上只有少数人是不稳定因素，那社会不应该为这少数人的“稳定”额外支付成本，只需找出不稳定原因，解决就是。如果社会上多数人都是不稳定因素，那极少数人组成的“维稳办”维持得了稳定吗？

互联网的大功德，恰恰是她的监督作用不断推动社会向善，每一次的揭露问题，都是在迫使社会寻找积极解决之方法，都是不支持社会拒绝和拖延解决问题。互联网的作用在促进，不是促退。

现在的政府，掌握着以往政府从未有过的对财力物力一切资源的控制权和调配权——从这点看，中国现今真还是“计划经济“；但是，现在的政府却很难做到前几任政府轻而易举做到的——让老百姓乖乖地听话。即使他们“听”了，也是因为利益关系而被迫的。这是民营经济萌芽以后才有的进步与变化。以前人民听话，因为个人一切都交给党安排了——连婚姻大事父母都不准包办但组织有权包办、组织有权代你选择，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属于你个人的，你就觉得你生下来就应该是听话的，不听话才是大逆不道。现在的人民不再是一无所有，起码再贫穷的人也有了出外打工的自由，小自由积攒多了，人民就积累起了民主意识，“你说我听你令我行”除了对那些“体制中有培养前途”的还有效，对其他人都无效。这样的“不听话”的人越来越多，成了社会常态，社会就走上了正常的轨道。

笔者之所以将民国成立至今的几个政权在“不准监督”的做法上给予比照，说明这“不准监督”在有着千年王权政治传统的国家里，有着不可避免的传承性。

为什么不可避免？

笔者认为，一百七十五年前，法国人托克维尔的几段话能解释这个“为什么”。

“一切革命都在扩大人们的野心，而推翻贵族制度的革命尤譬如此。”“但也不要忘记，推翻贵族制度的那些人都曾经生活在贵族制度的法制之下，亲眼看见过它的盛况，并且不知不觉地沾染了贵族的情感和思想。因此，在贵族制度瓦解的时候，它的幽灵还漂浮在群众的头上，而在它被完全打倒以后，它的残余还会长期保存下去。因此，民主革命持续多久，人们争名夺利的野心就会持续多久；而在民主革命完成之后，这种野心还会存在一个时期。”

法国人能在一百七十五年前说这样的话，载有这些话的书成了世界名著。中国人不要说在一百七十五年前，就是三十年前，都不可能这么说，谁在三十年前这么说了，等待他的是监禁，甚至是极刑。王实味在六十多年前这么说了，对待他的是“秘密处死”。

所以，领导推翻旧制度的人们再伟大，他们也是常人，凡人。客观肯定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进步作用，承认他们功绩的伟大，总结他们的经验教训，这才是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而对于在伟人脚下顶礼膜拜的人们，其中的大多数一旦能够接受到“非灌输”的信息，相信他们很快就会站起身来；少部分不乏信息来源的坚持要顶礼膜拜，我认为是他们存有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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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好“监督权”比争取普选权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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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中国人的权利意识是大大增强了。但大部分中国人并不是接受了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才产生权利意识的，相反，大部分中国人至今接受的意识形态都是我党在几十年间灌输的。等到他们也知道自己应该有权利，是他们从现实中发现，事实并非如最高领袖说的：“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倒是人民的选举权利，是最高领袖给的：“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就陷入了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领袖给了人民选举的权利，人民感恩戴德，用领袖给的选举权利选举领袖，领袖就有了很多权力——这就是所谓“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领袖再用他的权力，给了我们选举他当领袖的权利——这就是“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个循环充满了悖论，于是，原先的话语体系漏洞也就出现了，并很难补上了。。。。。。

中国现有的选举状态的确不理想，但是，我不主张在“普选”上费很多神。我认为，中国人民争取真实的监督权利，才是当务之急。

民国初年中国有了一部《临时约法》，已经将 “不准监督”的千年历史撕开了一角，民国初年的舆论监督，不比今天的西方国家逊色，也不比今日台湾逊色，凡是看过那个年代报刊的人，对此会感慨万千！但您知道那个时候中国人有选举权的占总人口多少？占总人口的4％～6％！别以为这个比例占得太少，搞宪政的宗师大英帝国，1830年时选民不过占总人口的2.5％，到了1867年，占3.3％，1912年中国第二次大选（第一次是1909年，时值清末），就能有4％～6％的参加选举，这是很值得一书的！两千万左右的选民选出了参议员274名，众议员596名，就是这参众两院议员对临时大总统的监督制衡，使得袁世凯下决心要端掉他们！当时中国还只是极少数的议员在监督政府，但媒体的介入放大了这种监督制衡作用，于是那个年代也留下了中国人的自豪——中国人试验过了，中国人“可以有民主”，中国人完全能行使民主！以后的袁氏称帝张勋复辟，不过是民主进程中必然有的反复，而不是民主不适合国情。法国大革命那样轰轰烈烈，“共和”体制不也几经反复？既然一百年前几百个中国议员就能像模像样地监督政府，今天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向前辈学习？有什么理由认为今天的中国人就不如前辈？中国人之所以多年来不懂得“监督”，不会使用监督权，皆因为“不知情”。一旦“知情”，人民一定会像模像样地行使监督权。人民在行使监督权上“动真格”，不愿被监督、没有被监督习惯的政府和官员无论多么不情愿，也只能被动地去适应和习惯民众的监督，这个过程不管有多长，不管会产生多少反复，兆头已经出现了。

一百年前，中国人对对第一任中华民国政府行使第一次监督权时，曾经行使得有声有色，精彩纷呈；六、七十年前，中国人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行使监督权，行使得悲壮激越，可歌可泣；今天，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持有前人从未见闻过的互联网利器，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将“监督权”行使得比前人更出色？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体现在哪里？就体现在“共和”的社会里，人民能够对政府部门行使监督权。做不到这一点，“人民”谈不到“站起来”。

至于普选权，借鉴托克维尔对当时各国“选民资格设限”现象的一个评价“当一个国家开始规定选举资格的时候，就可以预见总有一天要全部取消已做的规定”，我们来套用一下：“当一个国家的选民资格不因财产、地位、性别受限的时候，就可以预见总有一天要取消对候选人的指定。”

“只是到来的时间有早有晚而已。”托克维尔充满信心。

我们也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