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节选)
2016-10-05 11:4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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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节选)

——在徐景安《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十九次会议》的主讲发言

2010.12

                                 王鍊利

 一、    民主权利的“争”与“给”之别

 五、 没有财产的稳定占有规则就没有公民民主

           民主权利建立在个人财产权基础之上4

           光有“ 民主”解决不了公有制对私产的隐性侵犯

          制订和实施民法典是实现公民民主的基础


民主有着許多不同的概念和定义。

今天谈的是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也有多种概念和定义。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谈,我今天就取其中一种,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7年两会上说的:“我可以明确地说,社会主义民主归根结底是让人民当家作主,,这就需要保证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就是要创造一种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就是要在平等、公正和自由的环境下,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全面的发展;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创造精神和独立思维的能力。”

他还说,“民主制度同任何真理一样,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任何地区和国家,民主制度的状况、优劣,都要以实践为标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也不例外。

今天,我就围绕着温总理的定义谈社会主义民主问题。民主不是空心汤团,民主有内容,核心内容就是权利。凡真正的民主,需有“权利”作支撑,争民主就是争权利,凡是争来的民主,一定含有权利。而所有的权利包括民主权利,都必须建立在“稳定占有财产权利”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建立在切切实实的利益之上——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脱离了利益的民主政治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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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主权利的“争”与“给”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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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温家宝在2007年两会上答记者问所说,“社会主义由不成熟到成熟,由不完善到完善,由不发达到比较发达,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包括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民主建设,经验都还不足”。事实上,六十年实践考验下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确经验还都不足。文革中,我们曾经千百遍地背诵“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对派”,我们也亲眼见到多少人从“人民”一下变为敌人,不但选举权不给了,连生存权都不给了。这和民主权利是“争”来的还是还是“被给”的有关。

两百多年前,法国人西耶斯代表法国“第三等级”宣布:“我们所以设置立法者的目的,不是为着给予我们权利,而是为着保护我们的权利。”“第三等级要求什么?要求取得某种地位”。这个“某种地位”可不是一般的地位,是第三等级要求与王权和贵族平起平坐的政治地位!因为有了政治地位才能能保住经济地位和发展其经济利益。

西方资产阶级凭什么这么“横”?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其实,在工业革命远没有开始、近代资产阶级的老祖宗很多还刚从中世纪的农奴地位中脱胎不久,就已经“横”了!要找“凭什么‘横’”的答案,要看他们“横”的时候已经拥有了哪些权利。譬如,在1688年君主立宪前的英国,普通英国人已经主要拥有了如下权利1.非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向臣民征税。2.任何臣民,无论其财产状况和社会地位如何,非经法律法令不得侵犯其人身自由权利和财产权利。3.人身自由权利和财产权利若被国王大臣和政府官员所侵犯,任何臣民都可以提出控告的权利,而这些大臣不得请求保释,国王不得为之担保。就因为有了这些权利,英国中世纪的市民阶级才能发展壮大成为十八世纪扭转乾坤的资产阶级。

1688年前英国人拥有的这些权利,都是先由中世纪贵族向王权争来后,再由市民阶层分享的。其实在欧洲,自从十一、十二世纪“城市特许状”使得佛兰德斯和英格兰、法兰西的商业发达城市有了自治权,大批原来的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市民阶层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都空前强大了起来,自治城市制订各自城市的财政制度、司法制度并建立城市吏法庭,以别于封建城堡制度和领主法庭,城市吏法庭的成员全都来自市民阶层,由市民自己选举。托克维尔曾这样评价中世纪法国的市民阶级:“作为个人,14世纪的资产者无疑远不及18世纪的资产者;但是资产阶级作为整体,在当时的政治社会中,却占据更有保障的、更高的地位。资产阶级参加政府的权利是无可争辩的;资产阶级在政治议会中起的作用始终是重要的,常常举足轻重。”当然,我们也无需拔高整个中世纪市民阶层的“政治觉悟”,正如皮雷纳所说:“在起初市民阶级的思想中,没有任何人权和公民权的观念。他们要求人身的自由,也并非把自由当作天赋的权利。”“如果他们有时诉诸暴力,也并非是仇恨旧制度,只不过是迫使其让步而已。”“他们并不想搞个天翻地覆,而只想得到简单的让步,因为这是他们的生存所必需的。而且这些让步只限于他们自己的需要。”(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不过,当中世纪的市民阶层发壮大成为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他们争取政治民主的自觉毫不逊色于贵族,到了十九世纪,随着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英国资产阶级实现了要求参政的民主权利。1830年春,工业资产阶级成立了目标为争取政治权利的组织“政治同盟”和“首都政治同盟”,才过了两年即到1832年,中产阶级中的大多数都争得了以财产资格决定的选举权。

于是我们看到:西方市民阶级、资产阶级争自由争民主,都不是在“一无所有”情况下争的。他们是在已经具备相当的经济实力和自由权利的前提下,争取民主权利——争与自己经济地位相当的政治权利。这是一种强有力的争取,因为他们有“经济基础”。而他们的“经济基础”,在中世纪是王室越来越匮乏的资源,在十八、十九世纪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这说明,西方资产阶级是因为其经济实力才具备了与王室对等谈判的资本,他们的经济实力本身就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一种力量。也因为如此,马克思才下这样的结论:“政治制度(指民主制的国家制度,笔者注)本身只有在私人组织达到独立存在的地方才能发展。在商业和地产还不自由、还没有达到独立存在的地方,也就不会有政治制度。”

以经济实力取得政治地位的现今的例子是以色列国。如果犹太人不具备让全世界瞩目的经济实力,这个世界上会有以色列国的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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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中国的问题。

1949年以后,中国人民拥有了“给来的”权利,或者说,有了一些权利的“使用权”,但有些权利没有了或者说不让你继续使用了,是不打招呼的。这是不是与1949年以后中国最大多数人的经济实力有关系呢?当然有。人民没有一定经济力量,一天到晚忙于糊口,连自己的家都当不好,当然不可能当国家的家,作国家的主。在赤贫的情况下,你不可能有更多的民主。

我们来读一笔账。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1957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储蓄存款24.37元,农村居民人均储蓄存款0.8元,农村人口占总人口85%,也就是人均储蓄存款0.8元的占总人口85%;十年后的1967年,城镇居民人均储蓄存款44.3元,农村居民人均储蓄存款2.2元;农村人口占总人口82%;再后九年是1976年,城镇居民人均储蓄存款75元,,农村居民人均储蓄存款4.8元,农村人口占总人口83%。很显然,一直到1976年,中国83%的人均储蓄存款连5元都不到,那时上海最便宜的皮鞋是7.86元的猪皮皮鞋,农民私人的全部储蓄存款只能买一只沪产猪皮皮鞋,并且,83%的人都处在这样的生活水平,这已经是极端的赤贫。而占 17%的城里人在1976年的人均储蓄存款75元,也只能买半辆永久牌自行车,或买三分之二块上海牌全钢手表。

到1976年,社会主义制度已经连续了二十七年,广大国民这样的生活水平,他们能“当家作主”,谁信?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共同纲领》就规定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是当家作主的主人,但是,这个领导阶级的领导地位有异于西方资产阶级的领导地位。西方资产阶级的领导地位是凭实力争来的,中国工人阶级是被“推”上领导地位的。

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领导了二十多年工人运动的刘少奇有这样的自问:“工人是必须依靠的。但工人是否可靠呢?”他接下去自答:“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是最可靠的。这是一般说的。具体地说,则还有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工作,使工人阶级完全可靠。如我们疏忽,不做工作就去依靠,那是靠不住的。”

六个月后,这个半年前是不是“靠得住”还存在疑问的阶级,就被《共同纲领》明确为中国新政权的领导阶级。而在四年前的1945年,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开宗明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虽然新政权成立时,449万共产党员中工人党员只占2.5%。(以上引用资料见八卷本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197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工人们整体感到失落,但这种“失落”在逻辑上不能成立。因为你原本就一无所有。至于说到主人公地位,“主人公”是一种政治概念,衡量一个阶级或阶层是否是主人公是有着政治标准的,简单而言,就是这个阶层或阶级是否能影响国家政策,影响范围越广,力度越大,越显示出主人公地位。可惜,我们至今没有看到那一项政策是因为工人农民体现了力量才为之制订和变动的。大概就除了2004年农业税的取消,农民的抗争起了一定作用。

没有经济实力的人民不可能有真正的权利。我们不用隐晦这一点。十九世纪英国工人争取民主的例子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英国工人争取民主权利(当时体现为争取普选权)的行动与法国大革命同步,早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了。他们成立了政治组织“伦敦通讯社”,政治纲领就是“争取普选权”,这比英国资产阶级的同类行动早了四十年,组织人数最多达5万人。然而,在1832年第一次议会改革中,英国工人阶级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而起先同样处于政治上无权地位的资产阶级,却在这一次议会改革中争取到了财产资格选举权。1832年的英国工人阶级不能达到争取民主权利的目的是否与他们的经济地位经济实力有关?我认为有关。1832年时的英国工人过得是什么日子?过得就是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绘的那种贫困、脏乱、缺乏尊严的日子。英国成年男子获得普选权是在1885年的第三次议会改革中,此时英国工人的生活状况,不仅与刚开始争取普选权时天差地别,也与恩格斯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迥然不同,工会已经取得完全的法律地位,工人生活水平有了极为明显的提高。如果以1850年的工资指数为100,那1800年是95,1900年是179。有了经济地位,才能理直气壮去争取政治地位。1906年,英国工党成立,1923年,工党领袖第一次出任英国首相,1929年,工会第一次成为议会最大政党,1945年,工党以“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大不列颠共同体”作为竞争宣言,终于取得了大选胜利。

可以肯定,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如果还停留在十九世纪上半期、还是那样缺乏财产缺乏尊严,工人不可能取得普选权,议会中决不可能有他们的声音,更不可能在大选中以工人政党的面貌出现并获得胜利。

而中国呢,根据2008年的国家统计数据和2007年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全国第六次职工调查数据,中国的社会结构就是一颗大图钉(pushpin),中国是地地道道的“图钉型”社会——中低收入者占就业总人口85%以上!并且,2007年时占职工总数72.4%的普通工人,其收入低于全国职工平均收入,普通工人中又有55.5%的工人,工资收入低于1000元(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工)。这样的经济地位,能伴有多少民主权利?

五、没有“财产的稳定占有规则”就没有公民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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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权利建立在个人财产权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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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后,中国没有实现过公民民主制度,也不可能实现。为什么?因为1949年后的中国,个人财产权是没有保障的,更谈不上稳定。而稳定的财产占有规则对于人类文明社会是第一等重要的。

为国民能稳定的占有个人财产制订规则,是国家稳定的基础。在一个财产权得不到保障的社会,民主权利无从谈起。在一个财产权得不到保障的社会,自由权肯定也得不到保障。而民主权自由权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财产权利的稳定。如果民主权自由权与保护个人财产利益无关,西方贵族、西方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有什么必要拼死也要争取这些权利?要知道,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制度制订成这个模样,就是防止重新分配财产现象出现、用制度来保卫开国元勋的财产利益。正如麦克利兰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所言:“时至今日,已经没有人认为开国诸贤是超越利害,一心只关怀国家福祉的爱国人。不过,他们视他们自身的利益为国家利益,谁又能厚责他们?。。。。。。在美国,守财有何不符立国精神之处?”

现在中国人要求民主的呼声颇高,而对如何确认个人财产权利、如何保护个人财产权利这样一些现代民主社会赖以存在的基本前提却不可思议地被忽略,这一是不正常,二说明了中国人对“民主”的认识还很幼稚。中国人对民主的认识是颠倒的:认为有了民主就有一切。不知道民主是需要基础的,这个基础就是个人财产的稳定占有原则。一个什么财产也没有的人,怎么可能想到要争民主?他争来民主有何用?民主对他又意味着什么?——我在此处指的“民主”,特指能保卫财产权人身权的政治权利。民主制度能保护财产所有权(这种能“保护财产权”的民主制度大大有别于古希腊的民主制度),然而民主本身不可能带来财产,布热津斯基说:“民主的政治程序、宪法制度、法律的至高无上都是维护和加强个人权利和人的个性的无与伦比的保证。但是,民主本身并没有为解决社会生存的难题,特别是对幸福生活的定义提供答案。”这是对民主很中肯的评价。当然,中国人对“民主”认识的幼稚是可以理解的,严复翻译《原富》、《群己权界论》和《法意》也就百把来年,在此前,即使学问大如内阁大学士,也根本不知道民主自由为何物、个人财产所有权是怎么回事。皇权社会是没有臣民的“财产所有权”这个概念的。虽然对普通的盗窃财产行为是哪个朝廷都要判刑的,但惩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是为了维护个人财产权的稳定。《大清律例》中,将谋反、谋大逆罪放在“贼盗罪”之首,这说明清政府将谋反和偷盗都当成了“窃”,谋反是窃国,偷盗是窃财,窃财当然不能与窃国比,谋反当然列入“贼盗罪”之首。而我们从中也看到大清国是没有臣民的“私有财产权”概念的。历来中国社会中只有刑(事)法,没有民(事)法——而民事法是关系到每一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利益的法律。

“财产的稳定占有”这个概念,中国人向来不知所云。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是大家长,自己小家的一切财物都是皇帝这个大家长给的。朱元璋亲自制订的《大诰》(即“朱元璋语录”)中这样教训:“(帝王)以其社稷立命之恩大,比犹父母,虽报无极。”所以皇权社会的“纳税”意味着“子民”在报皇父母的恩。而同样是纳税,西方早在十三世纪,就认为纳税是将属于“我”的财产的一部分给予了国王,为什么给国王,给国王多少,这都是与国王有契约约定的。纳税是在尽一份契约责任。

而在中国皇权社会里,老百姓从不认为纳税的那部分原是属于自己的财产,他们觉得天下都是皇帝的,有了朝廷,自己才能生存下去,自己没有资格说财富是自己创造的、所创财富理应归己。早在三百多年前的明朝崇祯年间,浙江义乌出了一个由知县组织的“歌咏队”——类似文革中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歌咏队”除了传唱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圣谕”,还传唱知县创作的学习“圣谕”的心得体会,知县所创作的歌是这样说的:“世沐朝廷养育恩,设官保护汝生存。”这十四个字,反映的就是中国皇权社会中臣民与朝廷的关系。既然是朝廷(国家)养育了百姓,百姓怎么可能有西方法律意义上的财产所有权呢?譬如父母养育了你,又让你在父母开的店里干活,并且你还没有与父母分家,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与父母去划财产所有权?所以,皇权社会官做得再大,朝廷一声抄家令下,即使富可敌国,转瞬就“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了。大家也对此习以为常!文化大革命中,抄家权下放,除了最高领袖外,谁家都保不住能不被抄,任谁的私有财产都不可能得到保障,大家对此也习以为常;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地方政府搞强行拆迁,这种明目张胆对私有财产的普遍粗暴侵犯,非但不得遏制至今还越演越烈,以致“拆迁自焚”早已经不是新闻,也没有了震撼效应,再这样下去,人们对“拆迁自焚”都快习以为常了!

这些事例充分说明经历了几千年皇权主宰的中国,在“个人财产所有权是需要法律保护”的观念上根本没有长进。1908年,清朝搞了个“钦定宪法大纲”, 对“臣民的财产”,就提到一句“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但没有提到臣民财产是需要保护的、由谁来保护等这些西方社会第一等重视的问题。一百年过去了,如今宪法中有关保护财产权的提法虽然比一百年前进步了,但社会现实并没有多少进步,所以,中国的民主也不可能比百年前有多大长进。《物权法》的通过也不标志着中国普通人的财产权能得到确认,相反,某种意义上,还是大多数人财产权利在法律上被剥夺的象征——《物权法》的通过时间是在2007年,大规模的国企变卖刚刚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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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有“ 民主”解决不了公有制对私产的隐性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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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务必要搞清楚:国有资产中的国有资产是怎么来的?这是国家用了几十年的时间,通过对农产品的低价征购、通过对工人工资的低水平付给、通过对民族工商业者的私人生产资料的赎买,再动用国家力量把这些各地人民创造的各种财富集中起来(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这种“集中”的代价!),然后才有“国有资产”这份实实在在的财产!

国家当初低价征购农民的农副产品、低水平付给工人工资等行为是国家对人民的“欠账”,这种“欠账”,国家是“认账的”!认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存在“国家归还”的可能性和“国家归还”行为的合理性!然而,一旦国有资产被卖后成了某些人的私产,人民就失去了对“国家归还”承诺的索讨权,国家对全体人民的以往欠账,就很难再得以偿还——因为国家不再认账了!那么人民在过去几十年中只能算白奉献了。

当初《物权法》出台受阻,撇开左右之争,我认为主要原因就在此!

国有资产主要到谁的口袋了呢?这问题才是最重要的。“中国私营企业调查课题组”2002年的抽样调查表明,在购买私有企业的业主中,自己是本企业负责人通过改制买下来的占61%,抽样的833个改制企业,一半业主是共产党员。而在改制企业中,原国有企业领导、原城镇集体领导和原农村企业领导是主要投资者兼任厂长经理的,占到改制企业领导的96%~97%!改制企业的资产总量中,业主个人拥有的资产比例要占改制企业资产总量的三分之二,也就是说,原公有制经济下的的共产党各级领导是改制企业最大的财产持有者!

这里,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浮出了水面:从“公有”到“私有”,中国的私有制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我想起码在一点上大家必须达成共识:从“公有”到“私有”,必须建立在能有人买得起国企的基础上!

英国、美国都有着几十年几百年形成的有产阶级,他们有经济实力将国有资产私有化,而中国没有这个条件。自从国家提出从1997年起,用三年的时间使80%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国企改制),结果只用一年时间, 13.9万亿元属于地方国有企业名下的资产总计减少到9.1万亿,一共减少了4.8万亿,或者说“改制”掉了4.8万亿。那时的居民储蓄是多少呢?1995年中国全部居民储蓄是2.97万亿,1997年是4.6万亿,1998年是5.3万亿。中国居民并没有财力 “私有化”呀!真要私有化,只能靠“假公济私”。

当一大批原公有制经济下的各级领导对国有资产踊跃接盘时,我把这种接盘视作公有制下对国民财产多年来隐性侵犯的结果。因为,如果不发生长达几十年的对国民财产的隐性侵犯,原公有制经济下的各级领导绝对“买”不到那么多的国有资产!所谓隐性侵犯,就是指国民的劳动报酬很大部分没有付给国民,不付的理由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那么,如果不发生国企不公平的变卖,人们还可以接受这种说法;但是,国企是极不公平地变卖给权利持有者了,我们只能把这种未付给国民劳动报酬的行为,视作对国民隐性的财产侵犯。说其“隐性”,是被侵犯的财产从来没有明确归属到被侵犯的个人手中,被侵犯者自己也不清楚到底被侵犯了多少财产和权利。譬如下岗工人,他们虽然知道自己曾经“无私奉献”过,但奉献了多少连自己都说不清楚,农民则不知道在国家收购中“剪刀差”使得自己的利益被“剪”掉了多少,而工人和农民所奉献的和在“剪刀差”中被“剪”去的,本来就是应该明确归属于工人农民的财产份额。这点,至今我国的工人农民都没有明确认识,而我认为,明确这些,就是在明确公民自己的权利。

那么,“民主”能解决这些问题吗?能把工人农民奉献了的和被“剪”去了的利益还给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吗?不!光有民主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民主是保护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政治权利,民主赋予你保护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行为以合法性,民主就是能做这些。民主制度可以规定:公民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但你的财产就是被侵犯了。你怎么办?你说:“归还!”那你被侵犯了多少,你能说出个子丑寅卯吗?你说不清楚,又怎么归还?你为什么说不清楚?因为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没有制订能为个人财产明确划界的规则,在国家利益面前,老百姓不敢声张个人权利,不敢与国家“斤斤计较”。不敢与国家斤斤计较,只能老百姓与老百姓之间“斤斤计较”:九十年代前的职工工资是“民主评议”评出来的,六、七十年代农民的工分也是“民主评议”评出来的,无疑,这“民主评议”就是老百姓之间对分配利益的“斤斤计较”,这种“斤斤计较”全部受人情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所支配,结果是不可能公正的,这种不公正的分配也就是对国民的隐性财产侵犯,但这是借了“民主”的名义,通过“民主程序”对国民的财产侵犯!

如果没有法律为个人财产明确划界,如果没能以法律形式确认个人财产的稳定占有规则,有了民主的形式你也难以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保护公民利益的武器,一部民法典,就是保护公民利益的武器,这是实现真正的公民民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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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和实施民法典是实现公民民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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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干什么的?民法典为每一个人的财产在法律上立界,“使任何个人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就谁对任何具体物品享有支配权,得出明确的看法”(哈耶克语)。西方社会保护私有财产的依据是什么?就是民法典!公元六世纪的罗马私法就是商品社会第一部民法典。民法典为个人财产划界立界,肯定了每一个人的财产权利。可以说,没有民法(在英国是普通法),维护公民的个人利益就没有了规矩方圆。在商品经济社会,没有法律来规范商品经济行为,必定天下大乱。而1949年以来社会主义国家提倡“无私奉献”的背后,反映的是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无法划界、公权力与私权利无法划界的事实。这种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模糊、这种公权力与私权利的模糊,非常有利于非法治国家中一部分权力中人能名正言顺享用国家资源——这就是“特权”。

不制订民法典,是那些反对民主、希望永远享受特权的人们所希望的。因为民主归根结底是为保卫个人财产权个人自由权服务的。当个人财产划界清楚了,个人权利能量化的都量化了,个人权利就是切切实实的了,民主这个政治权利就能为保卫利益服务了。现实社会中的绝大部分人至今都认为民主与自己关系不大,归根结底,这是普通中国人中的绝大多数没有什么财产,民主对他们就是奢侈品。虽然“维权民主”有了一定声势,但底层的维权民主如果达不到维权的目的,发展下去也决不可能走向公民民主,倒有极大的可能走向“翻牌重来”的民粹民主——我始终认为,走向公民民主需要公民有经济实力,任何社会中的任何政治势力都不敢不理睬有着经济实力的社会阶层,反之,就是可以不理睬你!1956年的城市工商业改造能进展得“极其顺利”,正是通过“三反五反”才得以实现,是“三反五反”让资产阶级持有的资产失去了资本的力量,资产阶级的实力到1956年已经不存在了。从此以后,中国没有一个阶层是有经济实力的阶级。此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不需要民主”(指公民民主)就是中国的国情——既然个人都没有什么需要保卫需要维护的,民主还有什么用?

现在我们重又呼唤民主,因为发现民主对我们有用,之所以有用,是比起六、七十年代,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多得多了,从而需要我们维护的东西也多得多了!

但是光觉得民主有用是实现不了民主政治的。民主政治都是在对“私有财产”确权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这与“私有制”还是“公有制”无关。

过去几十年间,普通中国人就吃亏在没有“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意识,并把这种意识与“落后”、“反动”划等号。其实,凡是有着“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强烈意识的国家,在国企私有化过程中不可能发生私人侵吞国有资产的现象。英国一个大型企业实行私有化的时间平均需要6年,这期间,要通过法律形式来确定私有化程序和规则,要确保在交易、拍卖、招标、竞买、制定交易规则、安排交易程序等过程中的公开透明。议会还要求国家审计署在私有化之前和之后都要对私有化企业实行审计(可不是象我们这样的审计),还专门设立了国有资产私有化绩效审计司来监督“改制企业”改制。并且,要到改革的完成阶段也就是要在改制的第五年第六年,法律才认可其所有制的转变!这样谨慎对待国企私有化,立足点就出自“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他们将国有资产私有化当成是全体人民的私有财产转让给了特定的个人。能不慎乎?而英国能够顺利推行这样的私有化,在于他们有着能清楚界定私有财产的法律工具——普通法(雷宾南先生译戴雪的《英宪精义》,将common law译为“常法”)。对国有资产接盘的任何个人想因此占便宜,简直不可能。

与之相反,中国国企贱卖的事实告诉我们,老百姓就吃亏在国家一向不提倡“私有财产不可侵犯”!

如果有一部民法典,将大大有助于我们争取权利、保卫权利!由于民法典是一部整体调整国民人身财产关系的大法,凡有关国民利益事项在法典各部分都有着内在逻辑联系,因此实施民法典的国家,就能避免实施单一法规的弊病(如单一实施劳动法、单一实施物权法带来的顾此失彼的弊病),更有利于保卫公民的权利。

当然,在今天中国制定民法典,是必需考虑到六十年间影响我国国民财产的种种变数、考虑到“国家偿还”的因素,这就不能对我国国有资产私有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不公平装聋作哑,无动于衷。“不能无动于衷”着重在要确认有一部分人在改革中侵犯了大多数人利益,否认这一点,那是良心出了问题,但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有两条路:1.通过民法典的制订来解决。2.通过造反来解决,那就不仅是清算了。如果不愿通过造反来解决,那么,制订民法典的过程,将是中国人参与民主政治的一个极好的实践机会,这是天赐中国的在中国实施民主政治的良机。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必然是利益各方都要为各自的利益博弈,吵架大概是难免的,但最后必然归于理性平和的谈判、协商,妥协,从而让民法典胜利诞生,早日实施。

需要指出,我国1987年颁布的《民法通则》总共才156条,在界定财产关系和保护公民个人财产权上根本没有多少可操作性。而《物权法》不仅制订得粗疏,其中第一百四十三条更是直接颠覆了罗马法系中使用权者不得有处分权的规定,使得土地使用权者有权“处分”土地使用权,造成了中国土地制度的极大弊病。因此,制订民法典也该是时候了。

过去,只要谈到民主,总是偏重于意识形态,偏重于政治体制建构。这些固然重要,但在中国,我们更需要为实现民主夯实“经济基础”。一个国民对自己的合法财产能否稳定占有下去都存疑的社会,一个大部分有钱人都将“移民”当成归宿的社会,这个社会的强大经济力量只能来自国家,而不会来自人民。人民没有经济力量,社会就不会有民主,因为民主的推力是经济力量和经济需求。民主大厦不能建在民众的财产沙漠上。

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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