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016思考——为每个人拥有法律确认的利益而努力
2017-01-11 14:3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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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2016思考

——为每个人拥有法律确认的利益而努力

向期待我文章的朋友们献上我2016年的思考。这个思考与我们每个人的幸福和利益有关。

每年,我都有所提高。每年,我都向朋友们奉上一份比起上年又进一步的思考。我以这种方式,表达我对朋友的尊重。

我已经被“掐声”有六、七个年头。掐之手来自将“自由”当口号喊的帮派。自由一旦结成了“帮”和“派”,就没有自由了!

好在有了自由的微信。我又可以捧着一颗心与大家交流。请喜欢此文的朋友能转发此文,因为这是我最新的心血之作。

我的2016思考

——为每个人拥有法律确认的利益而努力  

                              王炼利

产权保护制度的基础是确认个人财产权利

英美宪政都是在“法内”博弈利益的活动

当个人无财产权可言,“家天下”就是合理的存在

“灭私”扭曲了中国国民性

法律赋予利益的人掌控国家钱袋

——这才叫“主人翁当家作主”

产权保护制度的基础是确认个人财产权利

确认个人财产权利是当今中国绕不过去的问题。

至今,大陆中国每个人的财产利益还不可能通过法律得以确认。因为中国没有一部能为每个人的财产权利“确权”的法律。

能为每个的人财产权利“确权”的法律叫做“民法”。

大陆中国目前还处于民法总则草案的审议中。完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将包括总则编、合同编、物权编、侵权责任编、婚姻家庭编和继承编等,争取在2020年提交人大审议通过。

民法典必须制订了。市场经济是在市场上博弈利益,如果没有一部规范利益博弈行为的法律,市场就会成为强盗的屠宰场。“民法”就是为每个人的利益确权并约束和规范利益博弈行为的法律。所以这世界上凡是搞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有一部“民法”(英国是判例法)。

进行利益博弈,先要对各人的财产利益“确权”。最基本的,是要分清楚“这是我的”、“这是你的”、“这是他的”。民法将这些规定得清清楚楚。世界上第一部民法典早在公元六世纪于东罗马帝国诞生,这部被恩格斯称为”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是怎样区分“这是我的”、“这是你的”、“这是他的”呢?举个例子:这部法律规定,你养的蜂群本来是属于你的,但蜂群如果飞离你的视线你找不到它们了,这时蜂群就再不属于你了。理由呢?蜂群的属性是野生的,野生的若飞走了那叫回归天性回归自然,不属于你是符合自然法的。不过,你养的鸡鸭无论跑到哪里,谁逮走谁就犯了盗窃罪,因为鸡鸭的属性是家养的,你饲养了它们,这些鸡鸭就永远归属你。

再举个例子,罗马法规定,儿子因自己的原因所获取的东西,父亲有用益权(使用和收益的权利),但没有所有权,所有权属于儿子。这里的区别在于:所有权属于儿子的东西,父亲不能将之出卖、转赠和转移(法律上称为处置权)。而儿子基于父亲的财产所获得的东西,所有权归父亲,父亲有处置权。

将“这是我的”、“这是你的”、“这是他的”分得这样清楚,是维护商品社会秩序的需要。分清“这是我的”、“这是你的”、“这是他的”,是参与商品社会市场竞争和利益博弈的前提。

所以,民法典都是编得很详细的。象1804年颁布的《法国民法典》到如今共有2281条、1900年颁布的《德国民法典》到如今共有1296条、1929年到1931年间中华民国政府颁布的《民法典》到如今共1225条(台湾实施的就是这部民法典),十九世纪末制订的《日本民法典》有1044条、1960年施行的《韩国民法典》有1111条,民法典条文都是多达千条以上,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阐述 “这是我的”与“这是你的”、“这是他的”、“这是公共的”的界限何在,也就是从法律角度为每个人的财产权利定下范畴和界限。源自英国普通法的美国法典(包括民法典)更是卷帙浩繁,共有55卷!

最近中央强调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产权是经济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形式。它包括财产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有着一部“民法”的国家,国民具有产权保护意识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这些国家施行保护个人财产权利的法律已经长达几百年乃至上千年(如英国),而在大陆中国,“保护个人财产权利”“产权保护制度”几乎对所有人而言都相当陌生。因此,要将中央强调的“完善产权保护制度”落到实处,就一定要补上对“个人财产权利”认识的这一课。

英美宪政都是在“法内”博弈利益的活动

西方的商品社会是建立在法律规定的“个人财产权利”之上的,西方社会每一个国民都有一份法律规定的属于自己的利益存在。西方人不象中国人那样讳言利益,尤其是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徒,他们将通过劳动来创造财富视为荣耀上帝的行为,而荣耀上帝的财产是必须得到保护的。这使得“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理念不仅得到法律支持也有着宗教信念的支持——捍卫自己的利益也同样是荣耀上帝。而西方国家的三次最有影响的宪政活动——十三世纪的《大宪章》,十七世纪的光荣革命、十八世纪的美国制宪,全都是因为要捍卫利益而发起,并自始至终理直气壮地将“捍卫利益”作为唯一高举的旗帜。

最近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了。选举,是美国人对未来四年利益的一场下注,一方下注川普,一方下注希拉里。结果是下注川普的一方赢得了选举,但是否赢得了“利益”,要四年后才有结论。

能对未来利益下注,是基于每个有选举权的美国人,都有着现实的利益。这利益得到美国法律确认并受美国法律保护。选举总统,投票出发点是基于自己的已有利益,投票目的是为了让已有利益不断得以增长。选谁才更能让自己的利益得以增长,这需要选民自己选择,选择后“下注”。所以,美国的选举(无论州选举还是邦联选举、联邦选举)只与利益有关,这在两百多年前联邦美国还未成立时就这样了。

需要引起我们特别关注的是,本文提及的“利益”,都是指由法律认定的、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不是主观认为的“利益”。英国美国的所有宪政活动,都是在当局制定和确认的法律下进行,所有的宪政活动,都是守法的活动——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点。

十二世纪下半叶在英国执政达三十五年的亨利二世,是个“法律达人”。他是英国宪法的奠基人之一,他以国王颁发令状的方式,对地产、债务等有关国民个人财产利益的事项进行立法;他也是英国习惯法的奠基者。所谓习惯法,是指古代英国司法官实行的法律都源于民间的判例和习惯,书记员将各种案例都记入诉讼档案,这就是习惯法的由来。而亨利二世的儿子约翰王因任意征税导致的大宪章贵族反叛事件,反叛的依据就是习惯法——因为约翰王的祖父亨利一世在1100年的加冕礼上是这样说的“对市镇和乡村征收的普通货币税,。。。。。。我现在命令从此之后禁止征收”——请看,英国人连“造反”都要做到“有法可依”。

1688年光荣革命发生,贵族们“邀请”来的新国王要登基了。但必须先同意议会提出的权利要求才能被允许执政——议会够强硬了吧?然而光强硬是不够的,英国人有着尊法守法的传统,必须将这些权利要求形成新的宪法性文件、形成新的法律,必须要将新的法律在新国王登基时由新国王自己来宣示,于是,在新国王登基的这一天,由新国王宣布《国民权利与自由和王位继承宣言》(即《权利法案》),让形成法律的“国民权利与自由”和“王位继承”同时发生,既表明国王是合法登基的,也告诉整个国家,如今的国王权力是受议会制约的,而“受议会制约”正是新的法律的规定——我们不得不佩服三百多年前英国人“守法”地捍卫利益的智慧!

正因为英国人美国人的守法传统,历史展示给我们的英国、美国的宪政活动始终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但1787年“费城制宪”是违宪的。邦联议会只批准 “修改邦联条款”, “制宪”意味着否决邦联合法性。这才是费城会议开成了个“保密会议”的真正原因)。宪法活动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是因为西方的法律一开始本来就是应保护少数人的利益需要而制定的。宪政社会的一切政治活动都来自保护实际利益的需要,而不是意识形态的需要和理念的需要。大宪章也好,光荣革命也好,1787年美国制宪也好,都是能对社会产生影响的那些阶层捍卫自己利益的产物。这些本来应该是常识,但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很多人偏要避开“利”字来谈西方政制,结果是掏空了西方宪政社会何以建立的经济基础方面的原因,从而也就解释不了西方政制产生的原因。事实上,是能起到影响社会作用的那些阶层发起的捍卫自己权利利益的活动,才导出了西方的宪政政制。下面简单地介绍大宪章、光荣革命、1787年美国制宪中,宪政活动者是如何捍卫自己利益的。


《大宪章》是英国贵族捍卫自己利益的产物。

公元十三世纪初的英国国王约翰为了收回在欧洲大陆的失地和扩军备战,开始了“任性”征税,他规定凡进出英格兰任一港口的商品都要收1/15的关税,他让英国人的动产税增加了一倍、他成倍提高了“兵役免除税”、他将征收领地继承税变成了对贵族后裔的一种榨取。。。。。。,约翰王的这些行为直接侵犯到国民利益尤其是英国贵族的利益。英国贵族反抗了。英国贵族本是土地分封制下的“封臣”。在英国,国王与封臣的关系完全不同于中国皇帝与臣子的关系,中国皇帝与臣子的关系是“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的关系,英国国王与封臣的关系是表面上权利义务对等的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的形成是历史的产物。

公元十一世纪诺曼征服后,威廉王宣布所有土地和森林属于国王所有,他留下七分之一作为王室直接领地,其它分封给帮他打天下的170多个骑士。骑士领受土地的条件是要服骑兵役(服骑兵役包括提供兵源、提供培训骑士费用、提供骑士装备。这是日耳曼传统)。骑士对领受的土地有占有权和使用权,但没有所有权——所以至今英国土地名义上还是归女王所有。这170多个领受了土地的骑士是国王的直属封臣,根据传统,就得对国王服从、效忠、尊重,要接受和履行事实上不平等的契约。具体表现为履行一系列义务,如宣誓效忠、服骑士兵兵役、纳封建税、必要时“献金”、为王室提供法律协助和政务协助等。国王对封臣履行的义务是保障封臣的人身和财产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封臣的领地不受侵犯。由于英国实行层层分封制,次一级和再次一级的封君封臣契约关系也随之产生,而无论哪一级的封臣,首先是国王的附庸——他们的土地都来自国王,他们的利益源头来自国王。

但是,当国王“任性”征税,就意味着国王破坏了本就不平等的君臣契约关系,侵犯了封臣的权利,封臣就反抗了。英国封臣的反抗是有其历史根源的。第一,封臣虽然要履行一系列义务,但他们都是日耳曼人的后裔,早在公元前和公元一世纪,日耳曼民族在征服罗马帝国过程中就形成了通过选代表来商议大事的习惯,英国封臣继承了祖先的传统。他们合法地“开会”表达不同意见。第二,由于在分封土地同时也分割了司法权(与现代意义上的司法权不一样,其中还包括了一部分行政权),分封土地也就意味着封赐了领地统治权,国王的直属封臣因此又是各自领地上的“封君”,他们集经济实力和政治实权于一身,政治实权的在握虽然起因于分封,但分封以后的实力来自领地上的统治权力,这与中国汉代的刘邦在中央集权下分封同姓王异性王是两回事。第三,英国的“国家议会”虽然在十三世纪诞生,但地方上的郡议会在诺曼征服前就存在。诺曼征服后,郡议会成员基本都是英国贵族和骑士阶层,郡议会本来就是因讨论税收问题的需要而产生而存在的,税收不合理,郡议会就有权拒绝纳税。这三点决定了约翰王因任意征税而引起1215年大贵族武装反叛是顺理成章。那时连中小贵族、教会人士和城镇居民都支持贵族的反叛,约翰王成了孤家寡人,最后被迫在大宪章上签字。《大宪章》确立了“王在法下”和“无代表不纳税”原则,确立了贵族和自由民的财产人身保障权,肯定了贵族和自由民的自由,肯定了贵族和自由民对暴政持有反抗权。今天,人们一提大宪章就说是体现了民主,但制定大宪章时,贵族们根本没有“民主”的概念,有的只是“你侵犯我们的利益了,我们要保卫利益”的意识。《大宪章》六十三条都有关利益,尤其是贵族们的利益。譬如大宪章规定了国王征收新税种需要得到全国公意许可、规定了国王征税的范围、规定贵族每年该缴纳多少贡赋、遗产税的最高限额、遗产税缴到什么程度就有权继承全部遗产。。。。。。。国王不得逾越这些宪条,逾越这些宪条臣民就有权依法反抗。


再如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这是十七世纪光荣革命确立的。最高权力从国王一人手里转到贵族一群人手中,而这个过程没有流血。今天说这体现了民主,正确地说,这体现了捍卫利益者的政治智慧!保障王权不落入天主教徒手中,是引发光荣革命的原由,但光荣革命的实质是导致了国家利益的重新分配。还在十六世纪都铎王朝时期,由于议会权力的扩张、清教徒队伍的壮大、乡绅阶层经济地位的上升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等因素,社会上已经形成挑战国王利益的势力,英格兰臣民眼中的“政府”已经是由国王、上院和下院这些社会实体利益的代表所共同组成:国王代表王室利益、上院代表贵族利益、下院代表市民利益,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成为必然,最高权力从国王一人手中转到贵族一群人手中(即君主立宪)也如瓜熟蒂落。但怎样重新分配利益,是通过威廉夫妇接受《权利法案》和承认“主权在议会”、而议会给予威廉夫妇英国王位来实现的。《权利法案》规定国王无权废止法律、未经议会批准,国王不得擅自征收金钱、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募或维护常备军等,这些今天看来的“民主”内容,在光荣革命组织者和参与者眼中,不是“民主”,而是权利和利益。


再谈美国为什么“制宪”。

1786年9月11~13日,当时还是“邦联美国”的五个州代表召开了一个协调邦际利益的安纳波利斯会议。在会议召开前的半个月,规模声势特别浩大的谢司起义(英语称Shays' Rebellion,即谢司叛乱)爆发。与会代表早已经痛感邦联政府的“弱势”,眼见邦联政府派不出一兵一卒来对付新英格兰各州的农民暴动,为了“保全邦联”,增强邦联政府的力量,与会者在会后即向邦联国会提交提案:下年5月第二个星期一在费城召开修改邦联条款会议( Meeting of Commissioners to Remedy Defects of the FederalGovernment)。邦联国会批准了这个提案。这才有了在费城独立厅召开的“制宪会议”。也就是说,“制宪会议”是各地爆发的农民起义特别是谢司起义逼出来的,并不是美国人崇尚民主的产物。.

谢司起义爆发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大陆券”(邦联货币)竟贬值百分之百,为独立战争付出生命代价的老兵们在战争胜利后又得不到土地。美利坚合众国是一群有“大财产”的人主政的国家,当看到“人民可以组成一个一万二千至一万五千人的肆无忌惮的团体——他们都是社会上年轻活跃的分子”(陆军部长诺斯语),马上将起义镇压下去是有产者的共同愿望。靠着私人赞助的四万英镑,有产者才组织起民兵打败了起义队伍。老辣而富有经验的华盛顿因此提出“将政权的缰绳勒紧”,于是“修改邦联宪法”让邦联有实权,就成了召开“修改邦联条款会议”的最直接的动机(当时提“制宪”是违宪的,《邦联条约》相当于邦联宪法在起作用)。

“当务之急是形势紧迫,挽救共和国的命运,已经迫不及待”,“局势已经到了危急存亡之际”,“眼前就是这种危急存亡之际”,“必须制定条款,维护各邦之间的和谐,在贸易入籍等等问题上取得一致,不论哪里发生造反,即予镇压。。。。。。为了实现这些目的,要设置各种权力,目前已是建立全国政府的最后时机。”弗吉尼亚州议员伦道夫1787年6月16日在制宪会议上的发言也是与会者的共同感受和认识(见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尹宣译)。

“保守的有产业者确信,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制止‘暴徒统治’。所有这些就是1787年5月25日在费城独立厅召开制宪会议的背景。”这是当代美国历史学者、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斯塔夫理阿诺斯在风靡全球的《全球通史》一书中说的。

制宪者需要拯救共和国,救国家就是救自己的利益。


举出以上三个例子,说明今天我们所说的“民主”,在老牌宪政国家都是由利益引出的保卫利益的举措。“宪政”的由头总是源于既得利益一族要保护实实在在的利益。保护利益的意识源于财产的主人对自己利益的负责(财产来源的道德评判不在此文讨论范围)。因为对财产利益负有责任,才有了保护财产利益的需要,才需要法律来划清“这是我的”、“这是你的”、“这是他的”等“物”的所有权界限、占有权界限、支配权界限、使用权界限、收益权界限和处置权界限。

商品社会的个人责任性的起源是因为有了财产!财产是自己打拼来的(西方长期实行的长子继承制逼使非长子非要打拼才能生存),自己必须对打拼来的财产负责。于是,对财产的责任感也就是真正的主人翁精神的源泉:

“这是我的”——我是财产的主人→ 保卫“我的”——是我的责任→ 议会立法保卫“我的”——是我的权利→ “我的”不容侵犯——是国家的责任。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主人翁精神来自实实在在的占有,一无所有的人群中不可能产生主人翁精神。需要指出,《共产党宣言》时代(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西方“无产者”,在法律意义上并非一无所有,民法或普通法将他们的“所有”规定得清清楚楚。只是财产少的人没有政治权利、没有选举权。然而,因为西方法律界定了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财物,英国穷人同样要对自己的利益负责,他们同样具备主人翁意识,所以英国穷人不能容忍政治上没有权利,继英国的资产阶级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争取到了选举权后,早于资产阶级争取选举权的英国大部分穷人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也终于争取到了选举权。相似的例子是十八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第三等级)虽然有财产,但没有政治权利,于是西耶斯代表整个“第三等级”发声: “我们所以设置立法者的目的,不是为着给予我们权利,而是为着保护我们的权利。”“第三等级要求什么?要求取得某种地位!”

有了保护财产权利的法律,保卫财产、捍卫财产权利都是毋庸置疑的合法行为,因此,西方历史上大部分因保护利益需要所导出的政治行动,都很保守都不过激(法国大革命除外),都在法制轨道内进行。譬如1215年大宪章时代的贵族武装反叛,也只持续了半年就与王室进行谈判。谈判进行了四天,以国王和大贵族代表共同在大宪章上签字告终。约翰王签字刚毕,贵族就重申对国王王室效忠——充分说明贵族要的是重新对“这是我的”进行确认,即确认利益所在,而不是觊觎王位。英国的王位继承程序由政治法律来规定,建立王位继承顺序并不是为了执政家族的利益,而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所以规定王位继承的法律与规定私人继承关系的民法无关。英国王位既然早已“有主”,与王位继承无关的贵族没有非分之想,他们清楚王位利益“不是我的”。大宪章事件四百年后,英国贵族驱逐了詹姆士二世,同样道理,贵族无人企图“取而代之”,这才“邀请”在荷兰执政的詹姆士二世的女婿女儿威廉夫妇来英国执政。当威廉夫妇接受了《权利法案》开始登基,贵族就忙于去制定一系列保卫自己利益的具体法律,来充实《权利法案》的每个环节,用完善的细节规定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保卫自己的利益。

为什么因保护利益需要所导出的政治行动都如此“保守“?原因在于这是保护利益,不是争抢利益,保护利益要对自己原有的利益负责,而非理性和暴力都会对原有利益造成威胁——这才是具有法律意识的人们对 “这是我的”持有的负责态度,主人翁精神必是负责任的。

凡认真读过麦迪逊编著、尹宣翻译的《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都会发现制宪会议在围绕着“国体”争论的背后,实质是要解决大邦利益与小邦利益不一致而产生的矛盾。所以制宪会议才会围绕利益争辩了116天。但最后大家能达成妥协,是毕竟没有忘记开制宪会议的初衷和目的,那就是“我们需要一个总体政府”(富兰克林言),这个政府“有足够的生机,能积极展开活动,足以使我们免于屈辱,维护我们国内的幸福和安全”(南卡罗来纳州议员平克尼言)。什么叫“让我们免于屈辱”?就是不让谢司起义再在美国出现。我们看到,这样的政府因制宪会议制定的宪法而得以实现。这部宪法“仔细地保护有产阶级的利益。这些安排的目的是要使一个激进的民众运动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无法取得对整个政府的控制、都不会引起危险的变革。”(斯塔夫理阿诺斯:《全球通史》)从那以后,美国再没有战乱,充分体现了有财产一族制定的宪法对个人财产和对个人财产权利的高度负责。


当个人无财产权可言,“家天下”就是合理的存在

对个人财产权利负责,这对于中国人几乎是个全新的话题。

中国人从来不会也不敢象英国人那样看待财产权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中国传统社会,本是没有“个人财产权”概念的。两千年前的《礼记·坊记》上说:“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礼记·曲礼》上说“父母存,。。。。。。。不有私财”。近一千年前的北宋司马光在《涑水家仪》中说:“凡为人子者,毋得蓄私财。俸禄及田宅收入,尽归父母,当用则请而用之,不敢私与。”从大唐律例到大清律例,都有凡祖父母、父母在,不得分家财的规定,若违反,唐朝时服劳役三年,清朝时杖刑一百。

延续两千多年的“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这使得中国人的财产长期以来以家产、族产面貌出现,从王公大臣到芸芸众生,谁都不能理直气壮指着某物说:“这是我的”。只能说,“这是我们家庭的”,“这是我们家族的”。

这就是中国小农经济社会的财产家族所有制,这是小农经济社会的“财产集体所有”。

家长是家族财产的管家,但家长个人并没有法律规定的“个人财产”。既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家长也不可能产生个人财产权利意识。乡村中发生的家族与家族间的格斗火拼虽然也是利益之争,但这是小农经济下的利益之争,法律是缺位的。

在中国小农经济社会中,土地是大部分家族的唯一财产来源,也是皇家税赋的最主要来源。这导致两千多年来中国人中的大多数被束缚在了不能移动的土地上。最厉害束缚到什么程度?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三月初二日皇榜告示:“今后里甲邻人老人所管人户,务要见丁着业(要知道各家人丁和从事职业),互相觉察。有出外,要知本人下落,作何生理,干何事务。若是不知下落,及日久不回,老人邻人不行赴官首告者,一体迁发充军”。 “农业者(务农的人们),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相知晓。(一里之内的乡邻,日常生活都要互相监视)”(《全明文·大诰续编·互知丁业第三》)。

老百姓身子被束缚住了,精神也被束缚住。但并不影响日子一天天照样过。因为中国老百姓的思考能力只要够对付“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就行,超过这个范围,不需要你思考。皇帝会思考。中国的皇帝是什么?朱元璋的回答:“(帝王)以其社稷立命之恩大,比犹父母,虽报无极。”(朱元璋:《大诰》)皇帝既然“比犹父母”,老百姓就是“子民”。十七世纪浙江义乌的县官是这样描绘朝廷与“子民”关系的:“世沐朝廷养育恩,设官保护汝生存”。

认为自己“恩大”能“比犹父母”的朱元璋,为“子民”考虑打算得周周到到。朱元璋时代不仅农民的税费负担很轻,还颁法令规定农民必须种桑、麻、木棉等经济作物,连种多少都有法令规定:“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 ,“栽桑者四年以后有成,始征其租”(栽桑的等四年以后有收成了,再交租),他发文告规定种桑枣的数量:“每一户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种过数目,造册回奏,违者全家发云南充军”。

看!农民应该种什么、种多少、具体怎样种、税赋如何收,如果不这么种,将有怎样的惩罚在等着,都规定好了!连农忙时节几点起来下田都要发皇榜来规定,洪武二十一年的皇榜云:“凡遇农种时月,五更擂鼓,众人闻鼓下田。该管老人点闸(由专门监管这些农人的老人来监督)。

“比犹父母”的皇帝什么都为“子民”想到了!在西方人看来,这不是治国,而是治家。孟德斯鸠在其1748年著的《论法的精神》中这样评论中国皇帝和官员的忙碌(孟德斯鸠对中国人的了解主要来自与他密切接触的中国莆田人黄嘉略和到过中国的耶稣会士。黄嘉略24岁随传教士离开中国,曾被聘为路易十四的中文翻译官,其祖父曾官拜御史):“政府时刻都得倍加关心,使所有的人都能够劳作,而不是去担心自己艰辛劳动的果实会被别人侵占。因此,这个政府与其说是在管理民政事务,不如说是在操持家政。”“每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单独的帝国。其教育主要是教导人们如何与别人相处。”“这个帝国的形成是以治家思想为基础的。”十八世纪德国学者赫尔德这样解释中国皇帝何以能以治家的方式治国:“孩童般的顺从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处理国家事务中,都被当作所有德行的基础。”孟德斯鸠则给出了“顺从”会被当作“德行的基础”的理由:中国的皇帝“把帝国的太平作为主要目标。在他们看来,服从是保持太平的最好方法。”那为什么“太平”会成为中国皇帝的主要目标?孟德斯鸠解释:中国皇帝已经“认为没有外部敌人,或者说认为敌人已被阻挡于国门之外。”

孟德斯鸠还指出,在中国“可以说就没有法律存在,它们只有道德和礼仪”,“他们把宗教、法律、道德、礼仪都混在一起”,“有关这四方面的箴规就是礼教”;并断定“如果推翻了道德和礼仪,那就是推翻了一切”,“正是由于严格遵循这些礼教,中国的统治者取得了胜利”(见《论法的精神》)。

孟德斯鸠大致上说得不错。

中国人被灌输的礼仪道德,概括起来是“抑私扬公”。先告诉你“公”与“私”是截然对立的,然后要你抛弃私念,很“共产主义”吧?不!这与马克思学说中提到的“共产主义”毫无关系。

两千年前著的《尚书·周官》中,记录了三千年前西周成王对官员的督导,其中有四个字惊心动魄:“以公灭私”。这里的“公”做何解?“私”又做何解?这里的“公”指公心,“私”指私欲。周成王要官员带头以公心灭私欲,让天下之民归心。然而,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两、三千年前的“诗经”时代已经成为“中国公理”,中国人所言的“公”归根结底是指帝王的“私”。 “以公灭私”实质上是要以“帝王之私”灭“一己之私”。 这些道理,中国古籍早都告诉你了:

“无私,忠也。”(见《左传·成公九年》);“忠,无私也”(见《广韵》); “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节。”(见《后汉书·任延传》)很清楚,在中国的古文字里:  

忠=灭一己之私;

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帝王之私;

奉公=奉帝王之天下=奉帝王之私。

要做到“无私”、“不私”、“天下为公”,前提一个,即“忠君”。


其实西方人“公”与“私”的界限更加分明。公元六世纪的罗马法律就分为“公法”和“私法”。中世纪英国人的税赋分为国税和封建税,国税姓“公”,封建税是国王作为最大的土地领主征收的,姓“私”。 但西方的公私分明其目的是不让公权吞没私权利,并提防“国王之私”与“国家之公”产生交集。而中国是要让“公”与“私”对立,在臣民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无疑义的前提下,通过礼教灌输,让国人在“私”面前有罪感,从而将“奉公”当作最高道德境界;对于皇帝来说,“奉公”就是奉朝廷。

中国人与西方人对“公”与“私”的看法差异,就差异在西方可以有千千万万人指着某物说:“这是我的”,而在中国,每个朝代只有一个人能指着天下说:“这是我的”。

西方人千年通行的道德伦理,是建立在千千万万人能指着千千万万物说“这是我的”基础之上的。

中国人千年通行的道德伦理,是建立在能指着天下说“这是我的”那个人教育老百姓“以公灭私”基础上的。

在中国皇权社会中,法律不给“这是我的”一个说法才是正常的,就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哪有其他人的份啊!如此,“家天下”就是合理不过的存在。而皇帝以治家的方式治国、老百姓“听话”和“服从”,同样是合理不过的存在。

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传统社会缺乏基于利益的责任性,而基于礼教的 “臣义为忠,子义为孝”,却渗入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西方人基于利益的责任性源自他们都有着实实在在的法律承认的个人利益,中国基于礼教的“臣义为忠”则源自帝王的个人利益——帝王出自私利所需,将礼教灌输到臣民精神世界中。如此,只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两千多年不变,“臣义为忠,子义为孝”这中国礼教的核心也两千多年不变;而只要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不变,用道德和礼仪来代替法律就不会变。最近二十年,虽然中国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已经起了变化,但小农经济的思维方式不可能立刻改变,因此,“臣义为忠”、老百姓“听话”和“服从”我们还是时时见得到。对此我们不用奇怪,法律至今无法界定每个人的财产权利、中国大陆至今没有一部能有效保护个人财产权利的民法、中国最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声称“见了政府就害怕”,我们怎么能奢求这个民族有超越生产力发展的思想认识出现?——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呀!

在此需要纠正一个长期以来中国人都接受的也是习以为常的说法,那就是“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在法治社会中,“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是有条件的。“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只适用于实行政治法律时,如在有关国家统治与公民自由发生矛盾的事项上。而在涉及财产所有权的问题上,“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的说法没有道理也不合逻辑。在施行民法的国家和地区(如台湾),民法同样赋予公民对公共利益持有永恒不变的所有权。因此 ,在施行民法的国家和地区,“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这个命题本身就不存在!中国大陆就是因为六十多年没有民法,就是因为没有对个人财产权利予以法的规定,国民才无“私”可言,譬如对于房屋产权年限问题,国家始终给不出一个能让国民放心的说法,那是因为国家凡保护公民利益的法律都不配套、都不成系统,让国民怎么能放心?所以,民法典的出台对于每个中国公民的重要性,步入市场经济后我们会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


“灭私” 扭曲了中国国民性

自三千年前周文王的训导“以公灭私”出现后,汉代又出现两个近似的语词:“至公无私”和“公而忘私”。我们已经明白,将帝王之私当作“公”是千年误会,将帝王之私当作“公”这不是境界高,而是奴性滋长了还不得而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说来慷慨激昂,不过只要这个“天下”是“莫非王土”,兴亡之责就轮不上“匹夫”来担,“匹夫”只需“尽忠”。兴也尽忠,亡也尽忠。因此,在中国古汉语语境中,“公”只与“忠君”有联系。譬如“忠者中也,至公无私”;譬如“为人臣者。。。。。。公而忘私”。

将帝王之私当作“公”,事实上不可能。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一套、”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礼仪,在以大家族为管理单元、以小家庭为生产单位、以田地为生产对象、以年度为生产周期、社会关系和生产方式都“固化”不易变动的中国小农经济社会中,延绵不绝地施行了二千多年。对此孟德斯鸠很不理解:“中国人令人奇怪,他们的生活完全受礼教的支配,但是他们却是世界上最狡猾的民族。”(《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不理解,是他对中国老百姓没有落实到个人的财产权利但又必须活下去的尴尬境遇没有切身体会。西方人光明正大的奋斗目标“谋利”,在中国是被谴责的“小人”作为(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法律上又不承认老百姓的财产权利,而老百姓为了养家糊口又必须有财产并必须谋利,他们就只能“狡猾”——不让正大光明谋利就钻空子谋利,不承认老百姓财产权利就“闷声”发财——非如此只能穷死。                

鲁迅批评中国国民性的“眼光不远”、“怯弱”、“懒惰”、“巧滑”、“卑怯”和“贪婪”,孟德斯鸠以中国商人做生意准备三把称(一把买进,一把卖出,一把“准称”)为例,来说明中国人的狡猾不诚实,而笔者认为对中国国民性负面的评判用两个字可概括:阴暗。西方贵族在国王面前争取利益的阳刚之气,中国几千年见不到;但“子民”之间,却将算计和互掐的本领练得炉火纯青。然而,从根子上分析,这不能怪老百姓!

在中国皇权社会中,“民不与官斗”是识时务;那么,既然光明正大护卫自己利益是不可能了,就只能玩“阴”的,于是“子民”间的互掐空前阴骘残忍。一直到今天还是如此。譬如持续二十年的没有法治规范的大动迁极严重地侵犯了国民利益,但拆迁户中大部分人不会与政府伦理,不会与房地产商伦理,却回头与骨肉亲人争抢利益;一些聪明者则会暗中与“拆迁办”做利益交易,以图得比他人多一点的利益补偿。

说起国人“巧滑”和“贪婪”,今天我们也时常见得到。譬如超市里顾客将叶菜的外层叶子剥到只剩菜心,譬如互联网上组织一些人结成剽窃抄袭、捉刀代笔的团队,日发几十个上百个“民主自由贴”抢占、霸占网络资源进而控制多个有影响网站,以图名声并转换成利益,这是“巧滑”和“贪婪”在互联网时代的现世。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前几年的安利退货门事件。“无因全款退货”是安利公司的信誉和品牌象征,这项制度唯在中国遭遇滑铁卢。根本原因是由于中国老百姓的个人财产权利从不被重视,他们也无从体会要尊重别人的财产权利。

“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它不单是一个原则,而且还有事实。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马克思对专制社会的概括,极其到位。官员在朝廷之上被脱了裤子打屁股、明代清代的几次波及全国的强迫性大移民、文革中抄家、批斗、官员被“飞机式”、未成年的孩子在缺乏保护的情况下到千里之外人生地不熟之处“插队落户”,“只生一个好”对亿万家庭亿万妇女的伤害、最近二十年中职工毫无保障地大下岗和全国城镇范围的大动迁。。。。。。,都是因为中国历来没有保护老百姓利益的法律传统,却有着“父要子死不得不死,君要臣亡不得不亡”的轻视生命、将人不当人的传统!是这样的传统彻底扭曲了中国人的国民性,而国民性说到底是国民适应社会生存的行为反应。

由于小农经济社会的生产方式没有变化,人的思维方式和思考内容也不会有变化,所以一直到近代甚至现代,“改变国民性”都缺乏条件。而十年文革将中国的礼教(维持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做门面的一套)彻底抛弃,霎那间恶行遍地,社会陷入无序状态;文革结束,“五讲四美”并没有能挽回道德滑坡;九十年代步入“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中国国民性”极其恐怖地呈现在“市场”上!中国市场的缺乏商业道德、缺乏诚信举世震惊。国家不设规矩规则来管束这种“市场经济”固然要负责,也须看到“潜规则”在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并肩“潜”行。潜规则因其“潜”而一不受约束二不用负责任,结果是对全社会的道德崩溃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得早被扭曲的国民性更显丑陋。

导致中国市场的缺乏商业道德、缺乏诚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一群对财产并无责任感的人搞起来的。由于中国人作为个体没有法律能明确界定的私产,他们不可能产生出基于财产的责任感。改革开放使一批人莫名其妙发了财,发财的充满了侥幸心理,也不可能产生基于财产的责任感。而只要国民对财产缺乏负责精神,“诚信”和“信用”就形成不了氛围。中国的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经济”,房地产市场就是这种“不负责任经济”的典型代表。

南京彭宇案中令法律蒙羞的“中国法官逻辑”令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震惊,“坏人变老了”也有着很多现象在佐证,大家都在找原因。有人说是人种问题,我感到愤怒。但愤怒不解决问题。我就从文革对传统道德的摧毁中找根源,但这又难以解释鲁迅在百年前对国民性的定性。我是在研究英国历史的过程中,发现了英国贵族、英国国民为什么“阳刚”!于是我发现,国民有否具有法律赋予的个人财产权利意识才是决定国民性格的根本原因!一无所有的国民中只会产生奴才,不会产生主人翁。而几千年来的中国法律只有惩罚国民的刑法而没有保护国民的民法,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中国的统治者几千年来就是将人当成奴才,而不是当作人!今天国家给出时间表要出台民法,应该肯定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中国国民性的彻底改变有待于中国国民中建立起明晰的个人财产权观念,这就有待于民法的诞生。法律赋予个人财产权利,是一国国民能自然地以主人翁姿态出现的前提。法律不赋予个人以财产权利,国民在国家中难以有实质性的地位。而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一定是一大批对个人财产权利负责的“主人翁”要先于“社会主义”的出现——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

《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话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谴责“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极少有人注意,我现在要引用一下:

“‘真正的’社会主义。。。。。。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它(‘真正的’社会主义)也就直接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利益。”

老百姓看不懂这句话可以理解,但如果共产党的干部看不懂这句话,问题就相当严峻、相当严重了。。。。。

                                                                                                 

法律赋予利益的人掌控国家钱袋

——这才叫“主人翁当家作主”

几年前,曾任联想总裁亦是中共十六大、十七大代表,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柳传志接受电视采访的一席话震惊企业界和思想界。其中有句话:“我们见了政府就害怕。”

企业家是纳税人,纳税换来的不是使用资源的方便,不是政府对企业界的保护,而是反过来害怕政府?这个逻辑说不通啊。

于是我在考虑,几千年来,“纳税”对于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对纳税的看法,中国人与西方人有无共同之处?

一千年来,是法律使得英国人将“这是你的”“这是我的”“这是他的”区分得清清楚楚,奠下了保卫私有财产的基石,英国人也极其认地真对待纳税,纳税是将“这是我的”中的一部分交出来,归国家来使用。但根据英国习惯,税如何使用是需要预先告知纳税人并征得纳税人同意的,否则纳税人有权拒绝纳税——要知道中古英国纳税最多的人都是有地位有影响力的人,而英国的宪政活动都是因为“税收”而引起的。

在进一步了解英国税制的过程中,脑海中冒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统治集团靠谁养着?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答案起码不止一个。英国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分阶段性的。而在中国皇权社会里,这个问题是要倒过来问的:老百姓靠谁养着?如问中国人“统治集团靠谁养着?”中国人是听不懂的。

英国国王曾经在好几百年中是靠“国王自己的收入”应付国务、养活政府官员和王室成员。这些收入都不是国家税收——如果是国家税收,就不能算是“国王自己的收入”。

十四世纪以前,“国王靠自己的收入养活”是西欧中古时代普遍实行的原则,所谓“自己的收入”,是指国王有自己的领地,国王靠自己领地上的地租收入养活。在官僚系统不成熟的中古前期,王室事务也就是国务,国务也就是王室事务,如果没有突发事件,国王自己的收入可以包揽国务所需。也就是说,十四世纪前的西欧,统治集团在一般情况下可以自己养活自己。

问题出在如遇特殊情况怎么办?譬如面临战争或者国王主观意图想打仗了。国王自己的收入肯定不能应付了。

这时国王就要与贵族大臣商议了。知道英国议会的来历吗?每当国王靠自己的收入不够应对国事了,就要临时召来大臣商议,议会起源就是商议税收问题的临时机构。

英国难道没有“国税”这回事吗?有。十二、十三世纪,英国国税只有土地税一项,但税率不高税额不大,并还经常收不足,加上当时英国没有专门的收税机构和收税制度,国税收入还不到“国王自己的收入”的九分之一。遇到战争,国王只能与大臣商议征税之事了——这些对于中国人来说很陌生。

为什么国王在征税问题上必须要与贵族大臣商议?

第一,  国王与封臣的经济地位平等。

十四世纪以前,国王靠自己领地上的地租收入养活。封臣们也靠自己领地上的地租收入养活。国王与封臣的经济来源都一样,他们之间的经济地位是平等的。

第二,   要新增税收项目意味着国王有求于贵族大臣。

根据封君封臣的权利义务规定,国王有权向直接封臣额外征税,然而根据英国习惯法,这需要征得封臣贵族同意;如果国王征税过了分,超过了权利义务基本对等原则,封臣贵族是有权反抗的。封臣封君关系本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不是单向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缴税也是履行契约——纳税给国王,换来国王的保护权;国王若过度征税,那不是保护封臣而是祸害封臣,这是违约。

等到十四世纪及以后,英国国王靠领地收入已经不够花销,就靠卖地来增加收入,终于到了领地都卖得差不多的时候,国王再“靠自己的收入养活”已经不可能,国王要靠国税养活了。但此刻征税权已经被议会逐渐控制,国王的征税权基本失落,仅存的征税权还是议会赋予的,这意味着国王的收入要由议会决定了。议会控制了征税权,英国的税收性质就从王室税收转向公共税收。政府由纳税人供养的时代开始了,国王收入中有一部分是靠纳税人供养的时代开始了。

“是纳税人供养着国家”、“无代表不纳税”。这是中古中后期英国人持有的理念。能决定征税事项和监督税收用途的英国议会,成为国家主人的象征。不过成为议员是需要财产资格的,一直到20世纪英国才彻底废除议员的财产资格限制。

税收也是中世纪新生的资产阶级向封建王国赎买自由的手段。刚从农奴转为市民的新兴资产阶级还有许多市民的特权需要争取,在国王需要钱的时候——“国王们在与别国人民进行战争时,特别在与封建主进行斗争时需要钱。商业和工业越发展,他们就越需要钱”——“这样一来,第三等级,即市民等级也就跟着发展起来,他们所拥有的货币资金也就跟着增长起来,并且也就借助于赋税渐渐从国王那里把自己的自由赎买过来。”(马克思:《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

中国则不同。一是对税赋的看法中国人与西方截然不同。“是朝廷供养臣民”、“臣民要报答朝廷”、这些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在礼教教化下的普遍认知。这种认知基于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没有“个人财产”的事实。因此纳税不仅被当作“尽忠”,更被认为是还债——什么都没有的中国人一出生就欠着朝廷的。二是中国周密的户籍制度(从商鞅变法开始)和连坐法(亦从商鞅变法开始)本来就是为了方便征税赋、征兵役而设置,国家用“画地为牢”的方式管制“子民”二千多年,主要目的是为了税收;“子民”则认同自己是靠朝廷养活的、是应该还债给朝廷的。所以皇权社会的中国老百姓是一点利益都不存在的——在国家的钱袋“税赋”里,皇帝不承认老百姓有任何贡献——你就是在还债!

当国家的钱袋归根结底是皇家的钱袋,老百姓是没有钱袋的,没有钱袋的臣民都是靠皇帝养着,这是符合逻辑的。康熙对税制改革的理想设想是“盛世滋丁,永不加赋”,他认为这是自己施的恩典,其实“永不加赋”就是给百姓多一根啃的骨头。钱袋既然在皇家手里,为了有口饭吃,“听话”成为中国老百姓的千年习惯,

这就与英国国民的千年习惯形成鲜明反差:拒绝纳税是英国人的习惯,也是现代国家公民的习惯。

“在现代国家中,这种同意纳税的权利和拒绝纳税的权利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社会对管理其公共事务的委员会、即政府的一种监督”。“部分的拒绝纳税是每一个立宪机构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这是马克思对“拒绝纳税”的评价。同意纳税的权利和拒绝纳税的权利反映了一个事实——英国议会掌握了政府的钱袋。

能否成为国家的主人,由能否掌握国家钱袋来决定!而要掌握国家的钱袋,首先自己需要有个钱袋——法律能确定“是你的”那样一种钱袋。英国人有了这样的钱袋并习惯于有这样的钱袋,他们管理国家的钱袋时就收放自如!

1688年的光荣革命标志着议会正式掌握国家钱袋。是不是英国人的税赋因此大大减少了?不!恰恰相反,在1689年到1697年间英法战争时期,英国的税赋总额由光荣革命前的每年200万英镑增加到1200万英镑,税收占国民所得比例从3.5%增加到21%。税收用于战争的比重达到49%。(财富的历程 彼得 杰伊 杨建民译,国际文化出版社)英国人不反抗吗?不会反抗,因为这个仗是议会批准打的。议会批准打仗,可是税得英国国民分摊,英国国民没有意见吗?没有意见。首先,他们认为这个税是缴纳给自己的——1689年到1697年的英法战争在英国方面的目的是在海战中力压法国,并拓展海外殖民地,增加英国财富。英国商人以主人翁的姿态支持打这个仗。而促使英国国民“慷慨”纳税的经济方面原因,是以“主人翁的代表”面目出现的英国议会在批准大额征税的同时,又出面担保英格兰国家银行发行了大量政府债券。有议会的担保,英格兰国家银行有了国家信用,英国有钱人踊跃购买债券,放心纳税。他们明白,英国的钱袋已经由他们掌握,有他们来掌握钱袋,就不是当守财奴了,而是要让钱生出钱来——为了他们自己,也为了这个国家——真正的国家主人是这样体现的!“主人们”巨额资金的投入周转给英国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扩疆拓土、建设一支强大海军的日不落帝国就此起步,同时也为半个世纪后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英国工业革命奠基。

我们必须了解英国富人是怎样成为英国国家主人的历史——先有了自己的钱袋,再去驾轻就熟掌握国家的钱袋。

而中国人没有这样一个钱袋,因此,想去掌握国家的钱袋、监督国家钱袋的作用很难实现。譬如我国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有权审核国家预算,在审核2013年全国人大预算报告时,不赞成票达到21.6%,不赞成票破天荒!只是这不赞成票并没有换来人大对政府预算的有效监督!我认为根本问题还是在于每个公民没有法律能确定利益的钱袋——最后只能不了了之。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更要做好充足准备去迎接民法的诞生,看法律是怎样规定我们每个人的财产权利——我们每个人有着怎样的钱袋——这有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这有关于我们每一个人子孙后代的利益!

这也是革命。但不见暴力,唯见亿万共和国国民在确立了个人财产权利观后,思想认识的必然升华——他们会将自己历练成主人翁的!他们会慢慢地但最终是彻底地从几千年皇权社会灌输的“听话”、“服从”教义下解放出来,参与管理国家的钱袋——真正地当家作主!

争取自身权利保卫自身利益的活动,从来不靠启蒙,也无须启蒙。只要法律确定了自己有利益在,保卫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其实自由民主也真的不用启蒙——能成功地捍卫自己利益,就是自由的实现,就是民主的实现。大宪章、光荣革命、美国制宪都说明了这一点——哪一个宪政活动是“启蒙”出来的?法国大革命倒在一定程度上是“启蒙”的产物,结果呢?空前的血腥不算,在大革命后的六十年间,还两度帝制复辟:1804年,357.2万张选民票同意拿破仑成为皇帝,反对票仅两千多;四十八年后,782.4万张选民票同意拿破仑的侄子成为皇帝,反对票25万张。托克维尔分析原因:“60年来产生了多少次自由政府的徒然尝试,随后导致了危害极大的革命,直至最后许多法国人对这些徒劳无功的努力感到心灰意懒”,“于是他们归结到这样的思想:不管怎么说,在一个主子下面平等地生活毕竟还能尝到一点甜头。”因此,谁都不要指望“可以毫无震撼地对如此复杂、如此陈旧的社会进行一场全面而突然的改革”,“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是在寻求过大的奴役”。(引号中话均引自《旧制度与大革命》)

德鲁克有句话我一直认为很重要。他说:“决定社会性质的并非占压倒多数的社会阶层,而是具有代表性的社会阶层。而强势所在、具有代表性的社会阶层,都是集中在经济活动之上的。”一个国家集中在经济活动之上的代表性社会阶层对利益的争取和捍卫,才是推动社会取得实质性进步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市场经济弊病极大,但是有一点厥功甚伟。在这个市场上,终于形成了“集中在经济活动之上的代表性社会阶层”,期待他们对自身利益的争取和捍卫。

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中国的平安更寄托在他们身上。


2017.1.10终稿


无奈之下必须说的“多余话”

学者以研究成果示人,我将《我的2016思考》呈给了诸位,照理,我无须多言什么了。但我不得不多说几句。请朋友们耐心听。

根据以往经验,我的心血之作一问世,总会在一定范围内掀起点波澜。而同时,诋毁我人格的谣言也随之又一次传播。谣言主要在中国很有影响的学者和媒体人中传播,散布者是我从未与他们接触过的人——我没有私敌。

不谦虚地说,我在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曾经相当有名。我写的《对工业企业改制中若干问题的审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上海房产市场和房地产业》、《论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得失》等都进了高层内参。《论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得失》还被当时的财政部长指为财政部干部的必读之文。俞可平先生因此在他的中央编译局办公室中对我说:“你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你具备了一个学者必须具备的条件,你写的东西很理性。中央领导也是人,他们也要看理性的东西。”

2002年11月,香港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宋敏先生看了我写的《希望与危机并存的上海房地产业》一文后发信给我

You have indeed provided much data andinsight into the important market. I hope you can publish it in influentialpapers in china.

是宋敏先生的评价使我这个退休女工有勇气生平第一次将文章投向网络世。我于2003年2月13日将《希望与危机并存的上海房地产业》发在南方网广东发展论坛,从此“一举成名”。

2005年11月,第660期《中国妇女》杂志发表了《王炼利:普通退休女工登上国际经济研讨论坛》的报道。

2007年,《经济观察报》元旦特刊将我作为“转型人物”之一作了整版报道,标题是《王炼利:我是一个公民》。

2010年10月20日,陋作《中国房地产之厄》在香港天地图书公司上架,时寒冰先生11月3日在他的博客上推荐了此文,此书在11月登上香港天地图书公司畅销书榜第一位,并连续半年在天地图书公司畅销书榜上,《亚洲周刊》将此书列为文化类风向标书籍类第一名。而在境内,三百多家书商在淘宝网上卖此书的盗版。但国内所有媒体沉默以对。

2012年,海外著名记者柯于倩就《中国房地产之厄》“書甫出版便獲得廣大市場反響,但同時也產生了民間熱議、學術界集體漠視的奇特現象”,以“黄舒心”的笔名,在香港刊物发表《学术界和媒体为何漠视<中国房地产之厄>》。

2012年5月19日,香港《经济日报》旗下的《智富》第239期杂志发表封面人物报道:《中国草根女学者王炼利  内房黑幕揭秘》

2012年6月15日,美国市场投资研究公司Sanford C. Bernstein(桑得福·伯恩斯坦公司)的高级研究分析师Kenneth Tsang(曾纪崇)为能与我面对面交流而飞来上海,对《中國房地產之厄》一书给予应有的评价。胡德平先生得知此消息,让秘书发来电邮转告了他的祝贺。

2013年,我是纽约时报中文网签约作者。

2013年到2015年,我是《中国经济报告》杂志专栏作者。


我靠自己的实力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但是,当今社会有实力的争不过会包装的。国情如此,我不埋怨。然而,恶毒的谣言能让一些我尊敬、尊重的知名学者当真相信,我心痛。我本来可以用在博客发表博文的办法,用文章来说明自己——我相信有相当的文化人是相信“文如其人”的,但我的博客自2009年开始,就遭遇掐声,我虽然2009年8月就成为凤凰博客的VIP(2009年7月我在凤凰网开博),可是我现在发文的点击头一两天内只有一、二百多——大家应该明白这是怎么回事。2016年1月13日,我写的《大选前,我的台湾自由行》“一不留神”漏网上了凤凰网正页面,于是获得了凤凰网空前的点击数129万——这里面没有水军在滥竽充数!

借此文可能会流传的契机,我想对谣言散布者传个话。请你们将专门灌输给中国知名学者的有关王炼利如何不堪的言论,放上互联网,在互联网上揭露我,我欢迎。是个男人,就要像个男人样。好吗?

也请求我的朋友们,如果你们喜欢《我的2016思考》,请你们带着“多余的话”一起转发,这是我澄清谣言的唯一办法了,请朋友们帮我!

王炼利在此拜谢了!

再说一句,自由一旦结成了“帮”和“派”,就没有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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